八路军高干重伤被围，连开三枪自戕未果，伪军低语：我们救你出去

1942年10月的一天深夜，一名伪军士兵急匆匆地来到八路军冀南军区第六分区司令部驻地，被外围警戒战士抓捕。他从身上掏出一只黑棉鞋说有要事要见首长，军分区司令员易良品接见了他。

看到那只黑棉鞋，易良品心头一惊预感到情况不妙。果然，那名伪军报告说刘主任腿部中弹受了重伤已经被日军俘虏了，现正被关押在日军大营据点，有重兵看守。

伪军说的刘主任是八路军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史料显示他是抗战时期八路军被俘的最高级别干部。易良品认为事态严重，逐级向上进行了报告，从军区到师部再到八路军总部，甚至惊动了中央。

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严令冀南军区要不惜一切代价营救刘志坚：“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总之一定要把刘志坚抢回来。”

作为八路军高级干部，刘志坚为何会被日军俘虏？作为敌对方的伪军，又为何会给八路军通风报信？军分区首长是如何通过一只布鞋确定刘志坚被俘的？刘志坚的最终结局又会如何？

刘志坚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为应对新形势必须有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掠夺战争资源以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为此，日军对八路军活跃的华北地区进行了更为残酷的“扫荡”。在1942年这一年就对冀南军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铁壁合围”，每次出动兵力都在万人以上。

冀南军区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不断粉碎敌人的“分进合击”“铁壁合围”，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自身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日军修筑了大量碉堡和封锁网，不断分割蚕食八路军根据地。此外，冀南军区主力部队减员也非常严重。

部分战士和群众出现了消极情绪，他们怀疑冀南平原游击战争能否坚持？这个尖锐的问题同样摆在军区政委宋任穷面前，他是一位经历过长征的优秀干部，长征路上的九死一生培养了他坚韧的意志。

宋任穷于10月初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冀南军区的主要干部都参加了会议。大家分析认为：目前生存条件虽然很困难，但日军兵力有限，“扫荡”根据地必然会顾此失彼，此紧彼松，这是我军生存的有利条件。

会议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坚持斗争，提高信心，保护群众力量。不论条件多艰苦、多危险，决不离开冀南平原，要与冀南千百万群众共存亡。

会后，军区领导分头向各军分区传达会议精神，其中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负责第六分区。10月15日晚，刘志坚与军区几名领导由一个骑兵班护送，经过一夜的急行军于第二天拂晓到达六分区驻地枣强县恩察镇李杨村。

下午开会时，六分区司令员易品良汇报说：“21团前几天打了一个埋伏，消灭了一个排的鬼子，还缴获了一批武器。”按照以往的经验，鬼子吃了亏肯定会进行报复，于是大家决定当天晚上向东转移。

当时刘志坚的妻子刘莱瑛刚在不远处的另一个村子生了孩子，他非常想过去看看，但任务在身不允许他多作停留。第二天拂晓，大家转移到大营公路以东的大师友村。正当大家把马背上的行李放下来，准备开铺睡觉时，村子四周响起了急促的枪炮声。

原来日伪军早已经摸清了八路军的活动规律，判断他们会向大师友村转移，提前调动了一千多人在村子周围进行了埋伏。而刘志坚等人没有收到日伪军活动的情报，进驻大师友村无疑是跳进了敌人的包围圈。

日军

由于情况紧急，部队根本来不及集中，刘志坚仓促地指挥大家向村外突围，他骑着战马带着战士们朝村西面冲去。日伪军看到一个骑马的人，认为是八路军高官，立即将火力对准了他。

子弹如雨点般朝刘志坚飞来，一颗重机枪子弹打进了他的大腿。刘志坚从马上滚落，重重地摔倒在一条沟里无法动弹，而此前他的警卫已经负伤不知去向。

刘志坚内心明白，身负重伤又处于日伪军包围之中，只有死路一条。对于刘志坚来说，死亡并没有什么可怕的，走上革命道路的那天，他就决心为革命付出一切。

他心里想的是千万不能暴露了部队的机密，便立即整理了一下身上的东西，将一份重要情报撕碎用嘴巴嚼烂。又扒了一个坑，把妻子的照片和一块旧怀表埋好。

此时的刘志坚非常坦然，想想自己已经经历十几年的革命生涯，算是不负此生。而且又有了两个孩子，也算后继有人。唯一感到难过的是，妻儿以后无人照顾，她们必定要吃很多苦头……

正想着这些，几个伪军端枪朝他走来。刘志坚紧紧握着手枪，心想：“绝不能当俘虏，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他举起枪朝着伪军扣动扳机，但枪却没响。刘志坚又扣了两下，还是没响。刘志坚暗自骂着：“狗东西，算你命大。”

当时他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既然杀不了敌人，就把子弹留给自己吧。他举起枪对着自己头部，连扣了三下扳机，枪依然没响。这时刘志坚才猛然想起，前几天警卫员帮自己擦枪，不小心搞丢了一个零件，怎么找也找不到，把地上的泥装起来用水洗了一遍也没找到。

恰好当时附近又发现了日军，部队要立即进行转移，试枪又怕引起敌人的注意，刘志坚只能拿着那支少了一个零件的枪出发。他万万没有想到，少了这个零件枪竟然打不响了。

刘志坚生气地把枪摔到身后的棉花地里，无奈地躺在地上。当两名伪军走近时，刘志坚惊喜地发现竟然有一副熟悉面孔，似乎在哪里见过。十多秒后，他才想起来此人是20团团长徐绍恩的警卫员，一个多月前请假回家探亲就没有回来。

一名伪军士兵与日军在一起

原来这个警卫员回家探亲，村里正在抽壮丁，他被伪军抓去当兵。不过他并不愿充当日军的爪牙，不久又悄悄联系要八路军表示要回部队，组织指示他趁机潜伏在敌人内部，获取情报。

另一名伪军是那名警卫员的同村好友，他们低语了几声后，走到刘志坚身边说：“刘主任你不要害怕，我们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刚说完，几个日军就走上来，开始对刘志坚搜身，不过他们从里翻到外并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日军让抓来的老百姓把刘志坚抬上牛车押回大营据点，一名伪军在途中机智脱下刘志坚一只鞋子藏到怀里。随后，他把这只鞋子送到冀南六分区司令部。刘志坚这双黑布鞋不同一般的军鞋，是他妻子亲手做的，军区一些干部还跟刘志坚开过玩笑，所以大多知道他穿的鞋子。

其实就在日伪军围攻大师友村的时，附近便有一支冀南军区的主力部队。当时第20团奉命从北边的五分区转移到南边的一分区活动，代理团长楚大明正率领两个连的先头部队途经恩察。他知道第六分区司令部就在附近，听到枪炮声后判断日军在围攻六分区，于是立即让侦察员与六分区联系。

六分区司令员易良品接到刘志坚被俘的消息后非常着急，但他身边只有一个警卫排，只能向上级报告情况。刘邓首长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惊，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营救刘志坚，同时命令第19、20、21三个团暂归六分区指挥。

易良品得知楚大明就在附近后，让他带领两个连严密监视日军大营据点，同时命令各团正分散打游击的小分队迅速向大营集结。易良品迅速拟定了两套方案：

一是强攻大营。但日军在此经营了很久，修建了牢固的工事，强攻必然会产生较大牺牲，且把握不大。二是在押送中途营救，这样虽然能减少伤亡，但日军是否会把刘志坚押走、何时走、从哪里走，都无法确定。

话说刘志坚被俘后，日军将其关在老百姓家中，既不帮他治疗也不给东西吃。第二天一个日军来审问：“你是哪个部队的？”刘志坚怒目相视说：“你们把我枪决吧，我没有什么可说。”

刘志坚与陈再道

日军看他不配合，又拿出一册档案一页一页地对照。刘志坚瞟了一眼，惊愕地发现，那个册子竟然是冀南军区的干部简历表，上面还贴有照片。刘志坚也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不过他那一页上没有贴照片。

早在西安事变时，组织就交代可能要调他去做情报工作，让其不要拍照，因此刘志坚好几年都未拍过照片。日军反复查找，找不到与刘志坚长得像的人，但仍然不死心，从门外叫来一个人指认。

刘志坚一看是个熟人——冀南抗日文救会的干部赵鼎新，立即瞪了一眼，示意他不要说出自己身份。原来赵鼎新十多天被俘了，但身份一直未暴露，日军看他老实巴交就让他留下来做一些工作。赵鼎新向设法组织汇报后，组织指示他潜伏在日伪军中。

赵鼎新向日军表示不认识此人，日军让他照顾受伤的刘志坚。那时刘志坚仍抱着必死的决心，赵鼎新安慰他说：“我可以同组织联系，现在要想办法拖延时间，相信组织一定会想办法营救。”

听到这番话，刘志坚才稍感安慰，他心想日军正在残害人民群众，不把日军赶出国门就白白死了岂不是很可惜，他决心与日军斗争到底，等待组织营救。

不论日军怎么审问，刘志坚始终没有吐露自己的身份。作为一个政工干部，他经常到人民群众中间活动，当地有不少老百姓都认识他，但也没有一个人告诉日军他的身份。

赵鼎新把刘志坚的情况报告给六分区，六分区又从其他渠道得知，日军正准备将刘志坚送往德州，路线为：枣强——衡水——德州。易品良决定在途中营救刘志坚，他调动三个团设置了6道封锁线，由楚大明带领的部队埋伏在日军必经的一个村庄里。

20日早上，日军把刘志坚抬上牛车，准备押往德州。由于不知道刘志坚的真实身份，他们只由一个中队长带领30名日军和30名伪军押运。队伍刚走出大营不远，刘志坚就看到公路上有骑着自行车的人，他知道这是八路军的侦察员。

此时，刘志坚身边的几个伪军也对他说：“我们会设法救你出去。”另外有人拿烟和日元给刘志坚，刘志坚没有接，而是说：“如果我们的部队来营救，希望你们不要开枪或者朝天开枪。”

车队走出5里路，来到一个小村庄旁，那里正是八路军的伏击区。突然公路两旁枪炮声一齐响起，日军立即爬到公路旁的沟里还击。刘志坚见状让赶牛车的老百姓立即调头折返，走出一里多路后，营救部队才赶上来。

八路军（剧照）

那股日军最终被歼灭，刘志坚脱险后被送到军区驻地，由医生进行了手术，取出腿骨里的弹头。由于日军仍然不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正在养伤的刘志坚只能不断转移，加上当时缺乏药品，为了使其更快恢复，部队将其安排到永年县伪军大队长韩荫亭家中养伤。

韩荫亭也是八路军安插到敌营中的内线，他对刘志坚进行了细致的照顾。后来，刘志坚又被送往延安治疗，伤愈后刘志坚继续活跃在战场上。1955年，全军大授衔时，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先后担任过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解放军政治学院学院长等职务。

看到最后，可能很多人都不明白，伪军平常都是为虎作伥，为何冀南军区的伪军却总是向着八路军呢？这其实与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密切相关。

据宋任穷回忆，当时冀南军区政治部设立了一个敌工部，专门做伪军工作，军区专职敌军工作人员就有一千多人，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系统。除了派人打入敌营、日常宣传外，冀南军区还有很多特色做法。

比如“记黑红点”和“良心大检查”运动。八路军在向伪军宣传时明确告知他们，有每个人的“善恶录”“生死簿”，谁干了好事就画个红点，干了坏事就画了黑点。一定时间之内会进行“良心大检查”。红点多的就宽大处理，黑点多的严厉处理。

晚年刘志坚在打太极

这一招对伪军非常管用，这些人要么是被抓去当伪军，要么是混口饭吃，并不想替日本人卖命。他们害怕八路军找自己“算总账”，都想替自己留条后路，于是为八路军通风报信的人越来越多。据有关史料统计，在1942年8、9、10这三个月中，仅冀南军区第一分区就有136名伪军反正，有三千多名伪军逃跑。

刘志坚总结自己虎口脱险时也认为：除了刘邓首长严令全力营救，以及战士们英勇作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军敌工工作做得好，使许多伪军官兵“人在曹营心在汉”，想法设法帮其脱险。

政治工作一直是我军取胜的一大法宝。早在1937年，毛主席就提出我军政治工作有三大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这三大原则在革命时期被普遍使用，为团结各阶层力量，确保革命最终的胜利贡献了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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