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君的网状图像，汉代宫廷女性个案研究
出于政治原因和亲而远离故主的女子，大多是公主，这些女性的自我情感体验，和诗人的他者表达都是文学史上的重要内容。本文则王昭君作为个案进行探讨，昭君为核心，汉王为线索交织的网状昭君图像。自汉代史传文学记载以来，王昭君的形象至唐代历经五个蓝本的演变，至唐代己是非常立体与丰富。
人们通过多样的艺术形式塑造形象和传播事迹。王昭君作为汉元帝的妃子，拥有艳压群芳的姿容，却常年身居深宫，不得元帝赏识。正值匈奴单于主动求亲，在宫中郁郁不得皇帝召见的王昭君，主动要求去他乡异国。到了匈奴那个完全陌生的地域，语言不通，饮食习俗迥异，与家乡的巨大落差更加剧了王昭君的那份愁思。
一、昭君出塞故事的流变
昭君题材来自于汉元帝时期不得幸的昭君出塞故事。昭君形象在开始甚为单薄，通过后世文人不断塑造和描写才渐得丰满。王昭君本是汉代一位简单而真实的女子，但由于其特殊性，在历代的流传写作中，不断地被渲染、夸张和调整。
她的性格、角色、功绩及在汉族和匈奴的关系中都处在一种变动当中，昭君形象的未定性和空白性也最终得定性和填充。这种形象的流变性研究，顾顽刚的“层累说“给了很好的启示，也就是说昭君的形象在这一层一层的传说中的再生生命力。
昭君出塞的本事最早见于班固《汉书匈奴传》；单于自言愿婿汉氏自亲，元帝后宫良家子王猜字昭君赐单于。简要地概括了她的生平经历，单于来朝，请求和亲，王昭君受命远嫁匈奴，成了匈奴的阔氏。呼韩耶单于为了巩固自己在匈奴的统治权，主动与汉朝结交秦晋交好。王昭君身在汉宫时本是一位不受汉元帝重视的妃子。
入宫多年，也未能得元帝赏识。王昭君无奈主动请辞逃离故土，远赴他乡。班固并未详细说明王昭君的动人容颜和凄凉遭遇。然而读者只要想起王昭君，便很自然地觉得她幽怨和美丽。石崇出于对王昭君的同情也，将发生悲怨骂声的琵琶从乌孙公主转移给昭君。自从琵琶沒一意象被转移到王昭君身上后。
后世在创作时便常常将王昭君与琵琶密切联系起来。仿佛出塞之后的昭君时时刻刻都怀抱琵琶诉相思之情，开启了后世琵琶诉昭君悲怨之情的传统。东晋孔衍判定昭君是美丽的，至范盘撰写《后汉书》时，王昭君的光彩照人形象便固定下来了，后世的读者便也坚信送一论断。王昭君的美丽形象和忠贞道德的确立归功于蔡當的《琴操》。
如果说经《琴操》阐述王昭君的形象还不饱满的话，那么到了葛洪创作的《西京杂记》时，昭君的形象竟然鲜明化了。由葛洪的记述看来，唐朝前便大体完成了王昭君出塞的巧事。到唐代后，关于王昭君的题材创作进入全面繁荣时期，作家和作品层出不穷，视野更加开阔。除了歌咏王昭君出塞故事本身，更歌咏昭君故乡和代表死亡的青冢。
身在各个时代的作者，无法避免地带有所处时代的狂妄思想，和政治环境的痕迹。自身的身世沉浮和情绪变化，都会在作者创作题材时有所体现。当这些影响综合起来落实到作品中就是变化多端的主题和丰富多彩的形象。在刻画昭君形象的创作中，诗人们用了诸多典故和意象。
本文取画师与琵琶简要说明，画师与琵琶被用来突显昭君浮沉多年的命运。因为不管当时情形如何，以及后来怎么评价她的一生，画师都是昭君远嫁匈奴的直接导火索；从汉宫去巧匈奴的整个过程，琵琶都是其情绪传达的直接媒介。丹青误与汉宫秋、出塞泪、异域悲、青冢恨、琵琶怨，送些不同视角刻画的昭君形象，殊途同归。
美貌由于被画师动过手脚才致失真，才使昭君无缘得汉元帝赏识许多诗人都不约而同地指责画师。如崔国辅《王昭君》：“一回望月一回悲，望月月移人不移。何时得见汉朝使，为妾传言斩画师。”以月衬出人的不移，人月并写，两相照映，望月所见的只能是无边的天际和自己渺小而孤单的身影。
白居易在《青冢》中借画师毛延寿感叹，黑白颠倒、奸倭谗陷、祸福难料的人事世事，至今读来啼嘘感慨仍绕不过去。至今也无法考察证实，毛延寿这个人物在王昭君悲剧命运中的作用。但是唐代诗人大都批评谴责这位势利小人，因为正是画师增加了王昭君怀才不遇的可能性。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若画师未丑化昭君的容颜，极有可能也会走向大多数后宫女性的悲剧命运之路。所有些诗人并未表达对毛延寿的批判之态，因为从根源上来说是汉元帝的无能导致昭君才能的被埋没和毁灭。诗与画，身边多了琵琶，便增添了一份身处异地的凄凉苦楚，倾诉了一份红颜不得欣赏的失落之情。
自昭君走上和亲而去往匈奴的路上，琵琶这一乐器、这一倾诉情感的媒介便常常伴随其左右。本来和亲是一种汉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绝佳策略，然而由于汉朝的实力大不如前，这既是无奈之举，也是权宜之计，昭君的和亲因而便带有某种不自主和被迫的悲剧性。
二、王昭君命运的悲剧因素
唐代诗人继承了“以悲怨为美“的写作传统。在他们的认知审美引导下，昭君去国之泪、出塞之悲仿佛都带有一种淡淡的悲剧之美。从昭君的人生轨迹看来，读者又可感知其中多重的悲剧因素。根据唐代诗人笔下的写作和情感线索，我们可将昭君命运的悲剧因素归纳为几个方面：其一先被强征入宫，后远嫁。
作为女子，从常年宫口禁巧的皇宫去往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域，在“积悲怨“的状况下，主动请求和亲，阔别生活条件优渥的汉朝，去往自然条件艰辛的塞外。远在他乡，思念故乡想念家人的急切而不得的也情，必然是怀有痛苦而复杂的屯情做出出塞这一选择。先是在汉宫失去自由，后又背井离乡。
明地的风沙剧烈，红颜也逐渐消退，异域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离开故±的复杂也情将自己的容颜真的折磨成画中人，不似昔日的美貌。白居易在诗中并未直接表达昭君的怨恨，而是道出了对元帝的眷恋之情，更能从侧面表明昭君的沉痛也情。假若君王知道自己容颜已衰，又怎会费钱费事赎自己回故土呢？
昭君对自身命运的认真思考，也彰显了命运的悲慘性。《新唐书》载仕途昌盛的上官仪公元664年，尚且因为梁王忠事而下狱致死，更何况是一弱女子。通过昭君在匈奴的生活片段可看出，其去国离乡的无奈与哀愁。去国不还，孤身飘零；纵然极度不适应匈奴的气候与习俗，仍要勉强为君扮欢颜。
只举梳头、看舞和等候这些生活俗事，这浓郁的悲哀愁苦跃然心头。这其中也情是怎样的孤寂，处境又该多么令人无力更改。其二拥有花容却不得赏识。先不说昭君是否拥有超尘脱俗的气质，能够被选入汉元帝的后宫至少在容颜上还可以和诸多佳人媲美的，然而不得已在深宫中只能孤芳自赏。
等到出塞之前，临行召见昭君，元帝才惊觉“貌为后宫第一”，可为时已晚。诗人们“借昭君杯酒，消自己块垒“，昭君之貌，实是诗人之才；昭君之不幸，亦为诗人么不遇。李白对昭君的遭遇寄予深切地同情，也强烈谴责画师颠倒黑白的行为。从各方面看来，诗人的命运实与美人同：昭君有花容国色、李白有旷世奇才。
昭君不贿赂求兴、李白不奉承求达；王昭君受画师影响而西嫁、李白受权臣宠妾阻烧而仕途不遇。“明妃若遇英雄世，青冢何由怨陆沉”如果昭君遇到明君的话，也不至于埋没于塞外。为了不重蹈覆撤昭君的悲剧命运，“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癒痕”，白居易在《过昭君村》中如是写道，昭君的美貌竟然成了“花容误身”的反面教材。
其中朝中有武臣，却要弱女子和亲。然而细究悲剧的原因，却不得不提君王的昏庸和朝廷的软弱，和亲是妥协，是退让，是屈辱，是一种政治关系下所做的交易。汉朝更有大量的武臣可以参与作战，保卫国家，却又为何偏用一弱女子以换取边境的安宁，不仅是昭君的哀怨，更是在讽刺可耻的和亲政策。
“日暮边风急，程遥债雪深。千秋青冢骨，留怨在胡琴。”透过李咸用的话句，异域之艰、出塞之苦可知可感。昭君去往胡地能安定匈奴，暗讽汉代却不能以武为事功平定匈奴边患，只能采取下下策和亲以安抚异族。自古以来在汉族人中就有挥之不去的攘夷思想。华夏民族的外患也大多来源于北方的少数民族。
匈奴、突厥、契丹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政权。所谓非我族类，必有异新。在中原优越的文化本位主义引导下，汉族人看待夷族都不可避免带有鄙视色彩，有时甚至刻意丑化。这种以中原文化为傲的思想投射到文学创作中，我们就不难理解历代文人对昭君去国之悲、下嫁单于的不甘，这也可解释唐代诗人对汉朝不抵抗匈奴的责怪之情。
三、总结
生活在盛世的唐代诗人看待汉朝对匈奴的妥协政策，难免怀有一种嗤之以鼻的态度，向匈奴妥协为耻。他们在诗中在十分积极地表达了主战的观点。然而从汉朝中后期的国家实力看来，情况却并非如此。汉朝初年刘邦亲自带人去打匈奴，结果陷入“白登之围“的窘境，不得已才接受刘敬的和亲建议。
昭君的悲剧形象一方面是由于她颇为坎坷的生命历程，另一方面也是历代文人们只能自身感受和当时当世观念出发，将视角更多地放在悲剧性上，而忽略了其价值成就。然而即使承认昭君命运的悲剧性，也并不等同于昭君一生只有悲剧，以现今的视角看来，不得不佩服昭君对命运做出抗争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