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桂率兵进甘肃平反，途中遭遇暴雨，乾隆得知后大怒，57官被问斩
乾隆四十六年，苏四十三和韩二个率领农民起义，起义军作战英勇，一路势如破竹，攻入老教区后，不仅击溃了陕甘总督勒尔锦，还将哈尔户长韩三十八斩杀了。消息传至清廷，朝野震动，乾隆立刻派兵前往镇压。
乾隆此次派往甘肃镇压起义军的清兵，由阿桂与和珅两位清朝重臣亲自率领，足可见乾隆对此次平反的重视程度。
阿桂与和珅率大军向甘肃开进，一路上将行军情况按照规定及时向朝廷上报。大军进入甘肃境内后，遭遇了一场大暴雨，此后连阴密雨不断，给行军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阿桂与和珅如实将该情况像往常一样上报，并未对此事特别在意。
令人没想到的是，乾隆得知这个情况后却勃然大怒。很快，阿桂和新任陕甘总督不久的李侍尧就接到了圣旨。乾隆在圣旨中明确指出，命他们二人彻查甘肃官场！从圣旨的内容就可以看出乾隆的震怒，他在圣旨中写道：“根求到底，务令水落石出。”
阿桂和李侍尧从圣旨中的这句话，明白了乾隆对彻查甘肃官场的坚定态度，了解圣意的二人，立刻对甘肃的官场展开深入调查，最终的结果令人瞠目结舌，数百官员因此落马，百余官员死刑，50余官员被斩首示众。
一场遭遇暴雨的行军报告，为了引起乾隆的盛怒？甘肃官员又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令这场彻查几乎席卷了整个甘肃的官员？这一切，还要从两年前于敏中的死说起。
乾隆四十四年，军机大臣兼文华殿大学士于敏中病故。于敏中为官数十载，身居高位，虽然并非首辅，手中权力却实实在在，可谓权倾一时。于敏中死后，备极哀荣，乾隆专门下诏赐恤，以示荣宠。
乾隆为何对于敏中如此看重呢？因为于敏中在他的眼中，是“廉直”的典范。但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乾隆大吃一惊，原来他对于敏中，看走了眼。
于敏中死后半年左右，于敏中的孙子于德裕用一纸诉状将亲叔叔于时和给告上了公堂。理由是，叔叔霸占了他祖父于敏中在京城的资产。原本此事已经尘埃落定，此时因为这场官司波澜再起，引起了乾隆的注意。
因为案情涉及到于敏中，乾隆十分重视，派了大学士阿桂亲自督办此案。经过一番排查后，于敏中在京城和老家的资产很快就被查明，结果显示，一直被乾隆视作“廉直”之人的于敏中，家资总共价值200万两白银。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即便是乾隆，听闻到这个数字后也极受震撼。他是聪明人，立刻就意识到自己这么多年来被于敏中给欺骗了。他不仅不“廉直”，而且还是一个巨贪。这个事实引得乾隆怒火中烧，恨恨地说道：
“联任敏中数十年，知其为廉直，安得有如许巨资？”
此时的乾隆，对于敏中的巨额资产乃“非得之以正者”心知肚明，但他却并未治罪于敏中，理由是欲保全于敏中的名节，并专门下了口谕给办案大臣，明确告诉他们，不要追究于敏中生前之罪。
乾隆此举表面上是保全于敏中的名节，又何尝不是在保全自己的名节，毕竟，被于敏中欺骗数十年，不仅没有发现，反而让于敏中博得了“廉直”之名，属实是丢人。最终，此案只是将于时和入罪，发配到伊犁了事。
至于于时和侵占于敏中的部分遗资，大部分都充公了，只留三万两白银给于德裕，算是恩典了。此事抚平以后，于敏中贪腐的事情其实还有暴露之处，例如章攀桂出资为于敏中修花园的事，就浮出了水面，但乾隆的处理方式依然偏向于息事宁人，只是将苏松粮道章攀桂革职处理，便不再深究了。
自古以来便有“京官穷”的说法，因为京官的俸禄往往少得可怜，那于敏中作为“京官”为何如此有钱呢？其实个中缘由，从章攀桂给他修花园的事件就能看出端倪。京官虽然没有地方官敛财的机会多，但京官手中掌握的权力却是地方官无法拥有的。
如此一来，敛财有道的外吏，便成了一些京官的“财神爷”。封疆大吏们虽然是一方霸主，但想从国库拿银子，中饱私囊，却免不了要与一些身居要职的京官打交道。外吏想赚这些钱，自然要打通京城里的关系，尤其是在皇上面前有话语权的朝中大员。
“京官专以咀嚼外吏为事”，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就连乾隆本人，对这种事情也再清楚不过。只要做得不过分，他也懂得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只是他没想到的是，一直被他视作廉直典范的于敏中，竟然敛财高达200万两白银之巨，着实让他吃惊不小。
外吏虽然生财之道多，但也并非肆意妄为，即便会拿出钱疏通于敏中，又怎么会拿出这么多钱来？于敏中的钱是谁给的，他又替谁办了什么事，才会得到如此巨额的好处？由此看来，在这200万两资产的背后，应该还隐藏着一个敛财数额更加巨大的外吏才对。
这个人是谁？乾隆也不清楚，想要弄清楚这个人的身份，既需要时间，也需要一个机会。这个人隐藏得很深，在于敏中死后接近两年时间里，乾隆都没能让他浮出水面。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没想到这个巨贪不在富庶之地，反而是出自贫困大省甘肃。
阿桂率兵进甘肃平反，遭遇一场暴雨，以及阴雨连绵的天气。乾隆收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勃然大怒，下旨给阿桂，命他彻查甘肃。一场暴雨为何会引发乾隆的雷霆之怒？因为甘肃此前一直上报朝廷的情况是“连年大旱”，与阿桂遇到的真实情况完全不符。
甘肃是贫瘠之地，又连年遭灾，百姓的日子很苦。为了缓解甘肃的压力，户部每年都要拨巨额钱粮给甘肃，用于赈恤灾民。如果灾情有假，那么户部每年拨去的“捐监粮”去了哪里？数以百万石的“捐监粮”不是小数目，在捐监粮的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一个巨贪。如果甘肃灾情是假的，相当于乾隆又被人蒙骗了，他知道后怎么能不震怒呢？
阿桂和李侍尧接旨后，立刻在甘肃展开了彻查，由于二人的能力出众，他们将甘肃按察使福 宁定为首要审查的目标，很快就将甘肃的贪腐黑幕揭开，王亶望这个隐藏极深，牵连甚广的巨贪，也随之浮出水面。
王亶望，出生于山西临汾，善于读书，成为乾隆时期的举人。有了这个身份以后，王亶望就有了迈入仕途的敲门砖，开始了他的崛起之路。
王亶望成为举人后，凭借捐纳当上了知县，此后除知府、累迁布政使、暂署巡抚，可谓是平步青云。纵观他的升迁之路，基本上都离不开“钱”字，靠着黄白之物开路，打通晋升之道，已然成了王亶望升官发财的“秘诀”。
王亶望善于敛财，更善于伪装，加上拿了他好处的人不在少数，自然在皇帝面前替他说好话的人也就多了起来。久而久之，乾隆误听误信，错把这么一位贪官，当成了有识之士。更是在乾隆三十九年，乾隆遇到棘手问题的时候，把他当成了救命稻草，让他出任甘肃布政使，为自己排忧解难。
前文已经说到，甘肃乃贫瘠多灾之地，常年需要朝廷从国库拨巨款赈恤。乾隆本来就是花钱如流水的皇帝，再加上每年如此巨大的开销，国库的压力极大。为了缓解国库的开支压力，乾隆二十五年时，清朝廷想到了一个办法，特准甘肃开放缴粮捐纳监生。
所谓“监生”，是国子监生员的简称，也就是说，成为监生，就获得了国子监读书的资格。想要成为监生，途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靠父母地位或者皇帝恩准取得监生身份，例如“荫监生”就是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通过全国各地进行选拔，择优录取，例如“贡监生”。
无论这两种哪一种情况来看，都不容易，毕竟父母是三品以上京官的孩子不多，得到皇帝恩准的人更少，至于外国留学生这种特例，在清朝也并不常见。至于凭实力选拔，这确实是寒门出贵子的一个渠道，但寒窗苦读的人多，真能一朝中举的人何其少？这一点从《范进中举》一文就可以窥得一二。
所以，当乾隆批准了甘肃缴粮捐纳监生后，全国各地的有钱富商和百姓趋之若鹜，这对他们而言，几乎是一次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让儿子进入国子监，并可以不用远赴京城读书肄业，却依然可以享受秀才同等权力的诱惑太大了。
只要缴粮捐纳成为监生，这些人就可以直接参加乡试，去博一下进入官场的机会，如果成功，自然就成了家族里光耀门楣的英雄。或者，家里压根就不缺钱的人，给儿子争取到监生的身份后，就可以再拿钱，直接给儿子加捐官职。富庶之家不缺金银，却缺少行商的庇护，若能拿钱让儿子当官，这是一笔“包赚不赔”的买卖。
甘肃的缴粮捐纳监生开始后，省内和外省的富裕商民全都积极参与，使清朝国库压力顿时减小，甘肃缺粮的问题也在短时间内迎刃而解。
但这种近乎饮鸩止渴的方式，真的能够长期推行吗？经过数年的推行后，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并非是解决甘肃贫瘠多灾而缺粮的良方，反而诸多弊端因此丛生，令甘肃的问题更加严重。为何会如此呢？究其根本，还是一个“贪”字给闹的。
甘肃实施缴粮捐纳监生以后，随着全国涌来的富裕商民参与，甘肃的粮食虽然多了，但地方官的贪欲也因此被激发出来，素来贫瘠的辖区，突然涌入如此多的钱粮，令一些地方官被贪欲控制，趁机中饱私囊，全无顾忌。
捐监粮有的被挪用，有的进了地方官的私人仓库，更有甚者，直接不收捐监粮，直接收取折换成等价的白银。短短几年间，甘肃因为缴粮捐纳监生一事，引发无数弊端，令清朝廷焦头烂额。无奈之下，只好快刀斩乱麻，将甘肃缴粮捐纳监生给叫停了。
缴粮捐纳监生一事叫停后，甘肃缺粮的情况立刻又凸显出来，清朝廷只能又像以前一样，每年拿出大笔的白银拨给甘肃，赈恤灾民。正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甘肃官员原本已经习惯了贫苦的环境，对此怨言不多，但经过开放缴粮捐纳监生的几年后，再让他们回到以前的生活，顿时觉得吃不消。甘肃上下的官员们，无不叫苦连天，一边拿着朝廷的补贴，一边向朝廷叫苦，称甘肃粮食短缺严重。
时隔数年，甘肃缺粮的问题，绕了一个大圈后，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大有雪上加霜之势。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锦旧事重提，申请恢复甘肃捐监旧例。乾隆将此事交给户部研究，户部研究的结果是，“以为可行”。
捐监之事弊端诸多，早已有事实证明，怎么此刻户部又“以为可行”了呢？其一，国库的压力太大，捐监虽为饮鸩止渴之举，但确实能起到缓解国库压力的作用；其二，户部有人得了此事的好处，自然愿意顺水推舟；其三，乾隆觉得只要找一个得力之人前往甘肃，出任甘肃布政使，就能够摒除弊端，处理好捐监之事。
所以，乾隆允准此事后，便开始物色足以承担甘肃布政使的人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那个一路靠真金白银开道的王亶望，进入了乾隆的视野。王亶望极其善于伪装，但同时又善于理财，给人一种很精明的感觉，被乾隆误认为是甘肃布政使的最佳人选，命他到甘肃专责办理收捐监粮之事。
彼时的王亶望，身为浙江布政使，并暂代浙江巡抚，在浙江的地位极高。而且，浙江是富省，与甘肃这种经济垫底的省份相比，有着云泥之别。在这种情况下，乾隆调王亶望去甘肃出任布政使，对王亶望来说，既是乾隆对他的信任，也是对他的一场考验。万一办事不力，可能就再也没机会回浙江，仕途都有可能就此断在甘肃的贫瘠之地。
王亶望究竟官场，对这些利弊自然心知肚明，但他并未表现出任何的不情愿，反而在上任之初，便向乾隆坚定表态，自己抵达甘肃后，定会“随时随处，实心实力，务期颗粒均归实在。”
王亶望的态度令乾隆十分满意，从此对他信任有加，将甘肃捐监粮的大小事务，全权交给王亶望去办。王亶望将阳奉阴违演绎地淋漓尽致，他一边向乾隆表忠心，一边与总督勒尔锦蛇鼠一窝，直接将全省的缴粮变为银两收捐，将这些银两全部汇集到王亶望和兰州知府蒋全迪处。
在甘肃的账本上，捐监粮每日持续进账，但仓库内的实际情况却是空空如也，颗粒无收。如此巨大的粮食亏空，一旦有人来查，岂不是只要打开粮仓大门看一眼，就能够轻易识破王亶望和勒尔锦、蒋全迪等人的贪腐行为吗？
对于这个问题，王亶望早有准备，他与蒋全迪每年都会根据捐监粮的数量进行核算，再以无灾报有灾，小灾报大灾的方式，将这些数额分配到甘肃的各个州县，在每年夏天和秋天，分两次将这些赈灾数量下发到各个州县，命他们按照这个数量来消减各自账面上的“捐监粮”。
就这样，原本就子虚乌有的捐监粮，通过无中生有的“赈灾”平账，王亶望等人则从中捞取巨额白银，手段之恶劣，令人咋舌。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有勒尔锦这样的总督和王亶望这样的布政使，甘肃上下官员开始依样画葫芦，纷纷效仿他们的做法，在各个州县都开始利用捐监粮做文章，从中牟取暴利。例如平番县的知县何汝南，侵吞白银五万余两；狄道州知州陈常，敛财4万余两白银，真是没有辜负那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啊！
诸如此类的案例，在甘肃可谓是比比皆是，从乾隆三十九年开捐，到案发的七年时间里，甘肃历任官员几乎没有不贪的。这些官员利用捐监粮敛财后，一层一层地行贿上司，少则数千两，多则上万两不等。
有一个叫麦桓的人，甚至干出了“行贿赊账”的勾当，简直令人匪夷所思。麦桓被分配到甘肃时，属于候补知县，如果按照耐心等待，定然会有补缺的机会。不过，麦桓却一刻也等不急了，因为甘肃当时正在包办夏季灾情，如果此时上任知县，可以捞取巨大的油水。
于是，麦桓找到王亶望和蒋全迪，希望他们帮助自己立刻上任，如果这件事能办成，他将会给王亶望和蒋全迪每人八千两白银作为酬谢。他一个读书人，又不是商贾出身，自然无法拿出一万六千两白银的巨资。
他的说法是，这些白银就当是他欠二人的债务，等自己上任后，利用冒灾销粮的手段获得白银后，再用这笔钱兑现自己的承诺。如此荒诞之事，就这样发生在清朝了，最有趣的是，王亶望和蒋全迪最后真的答应了他，将他保举为靖远知县。麦桓为了还这笔亏欠的银两，到任后什么事都不管，直接搞起了“捐监赈灾”，抓紧敛财。
麦桓的做法虽然荒唐，但他就像是整个甘肃官员的一个缩影。最不可思议的是，由于甘肃的官员全都参与了贪腐，反而因此达成了某种奇怪的平衡，在甘肃官员上下相蒙的情况下，作弊贪钱之事，竟然隐瞒了多年。
不仅如此，由于开捐以后的数年间，甘肃并未再向朝廷要一分钱，即便灾情四起，却总能处理得当。乾隆看了甘肃的账面，还以为甘肃的粮食充裕。乾隆四十二年，在甘肃敛财无数的王亶望，不仅没有东窗事发，反而在任期的表现令乾隆十分满意，被升为浙江巡抚。
王亶望贪婪无度，揽获巨资，最终不仅没事，反而带着钱回到浙江，还升为巡抚。这样的结果显然给甘肃的其他官员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在王亶望离开以后，其他官员的胆子更大，如他这般在任期谈钱，任期满后离开甘肃升官的人不在少数。
继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得知王亶望的做法后如获至宝。在如法炮制的情况下，又巧立名目，收取的费用比以前更高。那些捐监的富裕商民，自然也不会因为多收几两银子而放弃机会，使得王廷赞敛财速度更快。
若不是乾隆四十四年，阿桂与和珅遇到那场暴雨，乾隆可能还被蒙在鼓里。难道甘肃的贪官们，就真的做到了滴水不漏吗？当然不是，纸包不住火，王亶望等人自然也不可能掩盖住所有的耳目。
对于甘肃的情况，其实当时的一些户部京官都知情，只不过他们收了巨额的贿赂，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包括其他地方的官员，也对甘肃的情况有耳闻的人，例如巡抚闵鹗元，就曾警告过自己在甘肃做知县的弟弟，要收敛一些。
随着阿桂将此案查清，诸多涉案官员纷纷入狱。王亶望被当成首犯处斩，勒尔锦也被治了死罪，只不过不是处斩，而是“从宽赐令自尽”，其他官员入狱者多达百余人。
随着审查的深入，更多的罪犯和新的罪行随之出现，入狱的人更多。乾隆处理该案的态度，主要以“从宽”为主，如果从严处置，甘肃省的官员恐怕极少能有逃过一死的人。即便如此，被处斩者仍然达到了57人的恐怖数字。至于其他判处徒刑、流行和革职的人，就不逐一详述了。
王亶望真是此案的首犯吗？当然不是，凭他的身份和地位，想要主导这么大一场贪案，恐怕很难实现。乾隆此前给阿桂和李侍尧的旨意明明是“根求到底”，此时为何又如此快速地斩杀了王亶望，以求尽快结束此案呢？
说到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前文所说的于敏中。随着甘肃捐监粮案件的调查深入，乾隆也逐渐明白了于敏中手中的巨资从何而来。如果只有于敏中一人拿了甘肃官员的钱，自然很好处理，但究竟有多少人拿了王亶望的钱，乾隆并不清楚，这才是他不敢贸然“根求到底”的真正原因。
乾隆五十一年，乾隆谈及明朝的大奸臣严嵩，从而联想到于敏中，他说出这样一句话：
“于敏中拥有厚资，亦必系王亶望等贿求赂谢。”
只可惜，乾隆不知道的是，远比王亶望、于敏中更加贪婪的和珅，在他的培养下，正在逐步走上仕途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