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鬼怪”的文人很多，为何蒲松龄的成就，至今很难有人超越
郭沫若评价《聊斋志异》说道：“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这部古典小说精致、成熟，蕴含着古典文学朴素的生态思想。
当下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呈现出越来越不和谐的发展态势，人类的精神世界也存在诸多危机。
作为书生的典型代表，蒲松龄表现为对人生本真境界的追求和坚守；表现为对自然的亲近，对异类的尊重；也表现为内心对理想社会的向往。
这些追求、亲近、尊重、向往互融共生，在不同的层面创建了蒲松龄的精神位格。其精神生态呈现是自由的、协调的、平衡的。
蒲松龄从小受着正统的封建教育，少年时期在科举场上一度比较顺利，十九岁那年接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可谓名震一时。但是后来屡试不第，“穷秀才”的标签一直相伴而行。
在他三十一岁的时候，应朋友邀请，到江苏宝应县做了一年知县幕僚。此后一直住在乡间，在故乡当了近四十年的家庭教师，到了七十一岁才援例成为贡生。
作者借谈狐说鬼自况且况人况世，正如王士祯曾说过：“诗人是按照自己的肖像来创造他物的”，所以由于这个关键的原因，在蒲松龄塑造的众多书生形象里，我们都能看到他的影子。
书生作为蒲松龄重要的身份，影响了他的一生。满腹才学却终不得志，历经了考场的失意，面对黑暗的社会环境，只能借助“花鬼狐魅”、“仙精怪异”的故事来尽情发泄，因此《聊斋》也被冠以孤愤之名。
当然我们也能感受到其中饱含着对人民美好理想愿望的讴歌。纵然家徒四壁，在贫困的生活面前，蒲松龄创作《聊斋》的精神活动依旧是“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
其中“狂”与“痴”正是他个性的彰显。也依旧保留了天籁童真，拥有坚定的信念，追求着自己心灵的自由与解放。他完全沉浸在艺术创作的精神快乐之中。
《聊斋》可以看作是一把刺向黑暗腐败科举的利剑。蒲松龄作为以为书生，他直到51岁才绝意科场。半生的际遇锻造了这把利剑，是自我意识的加工创造。
有意思的是蒲松龄不仅描述了世间的科举考试，还着墨于阴间的科举考试。对于“鬼书生”的际遇书写，无疑把这把利剑打磨的更为锋利。
与考生执着虔诚的态度相比，《贾奉雉》、《于去恶》、《考弊司》等把矛头指向了科举考试中考官，他们庸俗无能、颠倒是非、贪鄙丑态被刻画到了极致。
黑暗的科举环境下，无数的考生年复一年的在这种恶循环中往复，最终留下的仅仅是一部部可笑、可悲、可鄙、可怜的血泪史。
蒲松龄将其愤懑倾注到他的文学创作中，作为他情感的宣泄，有效地规避了精神内部的会诱发的各种危机。就作者自身而言，是自我意识的超越，是一种精神的平衡协调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