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上,精怪故事浩如烟海,其中尤以狐精故事最为出彩。众多狐精故事不仅构成了瑰丽奇特的狐世界,也呈现了多姿多彩的狐形象。
“狐狸”一词很早就已经出现,西汉刘安在《淮南子·谬称训》中写道:“今谓狐狸,则必不知狐,又不知狸。非未尝见狐者,必未常见狸者。”最初狐和狸是指两种生物,但由于二者相似的外形、雷同的气味以及类似的生活习性,古人常把它们当作同类,故而名称也常假借,“狐狸二兽,因其名便,合而为一”,而通常情况下,“狐”与“狸”具有相同的意义,都是指“狐”,“狐”也就成了“狐狸”的代名词。
狐狸作为自然界的一种生灵,是我国北方常见的动物之一。它一般都单独生存,具有昼伏夜出,善隐蔽和善捕猎的生物属性,带着一定的神秘感。人们往往依据狐狸的这些自然生态习性,将其神秘感夸张化,通过虚拟、幻想,使它在宗教、民俗和文化等方面有着丰富、独特的精神价值与内涵。而长期形成的文化观念注定会影响文学作品的形成和发展,所以,伴随着神秘、独特而悠久的民间信仰,狐从瑞兽到不断被人类妖化、仙化以及幻化成人,不仅成为了我们民族民间故事中的重要角色,而且还成为了文人笔下寄托丰想象的艺术形象。这不仅是人们的思想、认识不断深化发展的展现,也是狐由图腾、瑞兽、狐妖到狐仙,狐人等形象不断丰富的过程。并且这一认识同时也影响着后来文学作品中狐形象的走向及定型特征。狐精们自此也开始带着各自的身份特征,在文人笔下演绎着不同的悲喜命运。因此,在本章,笔者将以时间发展为轴线,依据狐逐渐人性化这一过程,对文学历史中存在的狐形象进行较清晰的梳理。
祥瑞之狐
中国古代文学典籍中关于“狐”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十世纪左右产生的《周易》和《山海经》,并且它的出现总是和祥瑞的征兆紧密相连。以《周易》解卦九二爻辞中记载:“田获三狐,地黄矢;贞吉,”大意是:田猎时,捕获三只狐狸,并得到黄色的箭头,即,田猎狐之事为吉。《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载“青邱之国,有狐九尾,德至乃来”,九尾狐是德的吉兆;《山海经·海内经》中也云:“北海之内,有山,名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有大幽之国。有赤经之民”,这里则将玄狐与玄鸟、玄蛇等并列为祥瑞之物。出现时代较晚的《礼记·檀弓》中记载“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班固在《白虎通》中亦记有:“德至鸟兽,则凤凰翔……白虎到、狐九尾、白锥降、白鸟下”的记载。狐狸在此不仅是不忘本,仁德的象征,同时也成为瑞兽的代表。
在文学作品中,狐狸除了作为瑞兽的形象,有吉祥之意外,还作为氏族部落的图腾享受原始先民的顶礼膜拜。在原始社会时期,社会文明处于蒙昧阶段,人类对生存环境有很多的未知,并存在着一种神秘感。他们认为人受超自然力的支配,并将存在于自身周围的动、植物灵性化,赋予它幻想的内容,认为它们是本氏族的起源和保护神,这样便产生了自然力的崇拜,图腾崇拜也就应运而生了。基于远古时期先民的这一图腾文化观念,狐狸作为精灵进入人们的视野。龚维英在其著作中就曾明确地说:“上古涂山氏、纯狐氏等均系狐图腾族。”
《山海经》里也早就有所记载:“青丘国在其北,有狐四足九尾,一曰在朝阳北”,是九个狐图腾氏族所组成的部落联盟。有关动物图腾的记载,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也曾云:“皇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皇帝战于阪泉之野”,意思是指六个以该动物为图腾的部落。根据《尔雅》的注解:“貔,白狐”,所以,狐在这里也同样是部落的图腾。虽然这与现代社会中,以雕塑形式伫立在银行门前的“貔貅”之“守财形象”大有不同,但狐作为吉利的标志却是一以贯之的。同时,这些史料都表明:以动物为崇拜的原始神灵是中华民族特最古老的信仰,是先民对自然人生最原始的认识,也是远古人民审美观念的萌芽阶段。而无疑,此时诞生的狐形象也成为这时中国先民的最原始的想象对应物。
狐形象最早以“祥瑞”的正面形象出现,不仅被定格为“王者”的象征,也被人们当作预测吉凶的代表。先秦古籍《竹书纪年》曾记载“帝杼征于东海,及三寿,得一狐九尾”,狐与王者之尊相联系,不仅见其地位之高,并且是好的征兆。《史记·陈涉世家》也记载:“夜簧火,狐鸣曰‘大楚兴,陈胜王’”,借用狐神的名义喊出了“大楚兴,陈胜王”的谶语。《宋书·符瑞志》中记载:“白狐,王者仁智则至”,白狐不仅代表着王者的尊贵,也是仁德、智慧到来的征兆。此外,东晋学者郭璞在《山海经注》中还说到:狐在太平盛世才出现,是祥瑞之兆。宋人写成的《尔雅翼·释兽》也有:“六月而壹,见九尾狐。文王得之,东夷归焉”的吉兆。另外,《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记载有“禹娶涂山女”的神话故事,狐不仅预示着称王,而且还是婚姻到来的吉兆。成书于宋代的《太平广记·周文王》里也记载:“周文王拘羑里,散宜生诣涂山,得青狐以献封,免西伯之难。”狐都被人们当作了预测吉凶的代表。
这些记载都是以狐为原型,将狐狸神性化成瑞兽,是天降祥瑞的象征。无论是图腾文化还是远古神话,因其著录于后人或者是历经年代的洗礼,其原始意义有待进一步探讨,但狐经过人类的夸张演化,作为超脱自然之物,不仅是虚拟化了的祥瑞之兽,也成了带有图腾、祥瑞光环的崇高形象,负载着民族深层心理和浓郁的政治色彩:它是德的体现,是天降祥瑞、太平盛世的象征,是涂山氏的图腾崇拜,是婚姻来临的征应,也是王者天命的高贵地位的代表,更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显现。狐形象作为神意的象征,成为图腾崇拜的产物,这种思维也决定了狐形象徘徊在自然与社会之间,兼具动物性与人性的特点,狐形象也就成了一种初具生命力的“拟人化”形象,融聚了更多的人类形象和集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