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轻时，偶读蒲松龄的诗文，他最欣赏的
康熙年轻时，偶读蒲松龄的诗文，他最欣赏的不是《聊斋志异》，而是蒲松龄一句感慨之言：“君子搏小人，犹如赤手搏猛虎。”
因缘际会，当时还是一介寒儒的高士奇，有幸亲耳听到了康熙的这番议论，回到寓所，他便迫不及待地在日记中记下一笔：“盛世就要来了！”
高士奇乃一代奇人，他之所以激动感叹，皆在于他极明白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亲君子、远小人”是盛世根基。透过年轻康熙对蒲松龄的议论，他看到了康熙的圣君之相，君子难斗小人，这个道理太残酷，太现实了，唯有强烈彻骨地体会，方能真正保护君子，善待君子，远离小人，惩治小人。
乾隆二十五岁继位，康熙议论蒲松龄，大概也就是这个岁数，但比起康熙的圣君之资，乾隆就显得肤浅多了。照着标准帝王教育培养出来的乾隆，对自己的智商很自信，帝王心术也能运用自如，因此，登基之初，他认为治理天下很容易，没什么难的！殊不知，为君之道，一旦自以为是，那就离“亲小人、远君子”，败基毁业，不远了。
幸运的是，在这一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重要时刻，有一位历经三朝的直臣站出来，给乾隆敲了一记响亮的警钟。
这位非同寻常的直臣，就是孙嘉淦。
说到孙嘉淦，坊间流传着一则轶事——
乾隆十二年，孙嘉淦告老还乡。
因为为官清廉，几乎没有家财，孙嘉淦为了避免亲朋私议，说他辛苦无用，攻击乾隆不善待三朝元老，回乡时便带了十几个箱子，伪装出家财万贯的样子。
朝中小人见状，以为抓到把柄，连忙上奏乾隆，弹劾孙嘉淦表里不一，实为贪官。
乾隆智商不低，但寡恩多疑，接到小人弹章，他立即派人在半道截住孙嘉淦，大有搜查问罪的架势。
孙嘉淦从容打开箱子，乾隆探身一看，顿感惭愧不已。
原来箱子里装的都是砖头，根本没有财物。
为了化解尴尬，也为了给自己铺就台阶，乾隆随后以甚为感动的姿态，用真金白银替换了孙嘉淦的砖头。
有人评论，孙嘉淦此举，实为变相进谏，也是老臣退隐时留下的一片苦心。
现如今，知道孙嘉淦的人不多，更少有人知，乾隆登基之初，他上的那一道《三习一弊疏》，被誉为大清“奏议第一”。
此道奏疏，真有这么厉害吗？
咱们不妨来简略品读一番——
孙嘉淦说，千百年来，即使是中人以下的庸主也知道一个道理，“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主之一心”，但千百年来，中人以下的庸主在明知道理的前提下，却又总会犯亲近下人，远离君子的错误。
明知却犯，这究竟是为何呢？
孙嘉淦说，这都是因为寻常之人很容易染上“三习”，而“三习”最终又会导致“一弊”。
第一习：“人君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人的耳朵天生喜欢听好话，厌恶那些逆耳忠言。
殊不知，赞美听多了，就只能听赞美，渐渐地就会不自觉地拒绝别人的建议，再后来就会厌恶那些木讷不会奉迎的人，长此以来，赞美称颂水平不到位的君子就会不受待见，遭到冷落，这就是“耳习”的结果。
第二习：“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人的眼睛天生喜欢看柔顺的，厌恶刚强的。
殊不知，谄媚看多了，就习以为常了，渐渐地刚正不阿的人就会被排斥，接着就会疏远那些正直自守的好人，到了后来，眼里就再也容不下不屑于谄媚的正人君子，这就是“目习”的结果。
第三习：“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人的内心天生喜欢被别人肯定，厌恶别人违背自己意愿。
殊不知，总看到自己长处，不见自己短处，久而久之就会认为自己永远正确，想做的事不可能有问题，最后就会演变成狂妄自大，乱发号令，这就是“心习”的结果。
读孙嘉淦的“三习一弊”，有一个鲜明的启示，昏庸、恶俗，往往是不自知的，这跟你智商多高，情操多好，没有任何关系。人性使然，只要坐上高位，拥有了权力与地位，感觉越好，结果可能越糟糕。
另外，蒲松龄所言，“君子搏小人，犹如赤手搏猛虎”，是千真万确的。
人的“三习”，天生就是饲虎而不自觉。
所以说，亲君子，远小人，空谈毫无用处，唯有看到根本，开出真药方，才是真知灼见。
孙嘉淦此道奏疏厉害，除了看到根本，还有一点也是厉害，他为乾隆开出了药方。
孙嘉淦的药方就三个字：不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