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叙事空间是虚实相生的,从太虚幻境到荣宁二府,两个空间的交错是通过甄士隐、贾宝玉等人的梦境来实现的。但作者在开篇却说道:“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我虽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
更于篇中用‘梦’、‘幻’等字,却是本书主旨,兼寓提醒阅者之意。”在这段论述中,作者似乎在有意提醒读者,甄士隐和贾雨村正是对应着虚实相生的叙事空间而应运而生的两个人物,前者为真,后者为假。
因此,甄士隐的梦中才会幻化出太虚幻境,而贾雨村则成为了作者描绘现实世界的一个独特的视角。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相互交错,最终勾勒出《红楼梦》深邃、复杂、多变的艺术世界。
贾府悲剧的命运与作者之思甄士隐的命运体现了作者在对中国封建社会士人的人生道路选择的反思,贾雨村的结局则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贾府最终衰落的悲剧。
先看甄士隐,他“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也推他为望族了”,“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种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物”。
但是,祸从天降,元宵佳节走失唯一的爱女英莲,三月十五日葫芦庙中炸供引起甄府失火,最终他看破红尘,跟随一僧一道悟道出家。而他的女儿英莲(香菱),命运坎坷,最终也是结局悲惨。这个孤高之人在黑白颠倒的世界中,摒弃功名利禄,在大彻大悟之后追寻着新的人生意义,这也许正是作者企图在这污浊的世间寻找的一条出路。
再看贾雨村,原也是个“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他从一个穷儒书生走向腐败的官场生活,最终成为一个自私、势力的俗人,落得削籍为民的下场。
而贾府亦然,贾赦、贾政等人依靠世袭和赏赐进封加官,虽然生来锦衣玉食,但如今的贾府早已显露出衰败之像,子孙一代不如一代,最后终究是树倒猢狲散。
可以看出,贾雨村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与贾府的悲剧是有相互映衬之处的。最终,这甄贾二人与贾府的悲剧在对照之中,作者企图表现得并不只是他们的悲剧,而是关乎一个现实世界的悲剧,这种对立幻影式的人物将《红楼梦》故事的深邃之感烘托得更为深刻。
《红楼梦》展现了极为广阔的人物世界,作者设置的多重叙述者也带有多重的叙述意味。罗书华在《文学形象的叙述学考察——以〈红楼梦〉为个案》一文中曾指出:“《红楼梦》中数以百计的形象都是以他们的话语存在着,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自然叙述群,他们从各个方面发散、丰富着作品的叙述,使得作品似乎是自我呈现的,而非作者叙述出来的,极大地提高了作品的客观性。”
正是在这些多重叙述中,不少次要人物分别构成了可靠的叙述人和不可靠的叙述人,编织着隐含作者的声音。甄士隐和贾雨村也承担了此功能,他们的话语为作者发声。
例如,甄士隐注解的《好了歌》,实际上便是作者对“世事皆空”的一种通俗化的解读,俞平伯在谈到“《好了歌》解注”时分析到,前两句讲的是“盛而衰的一般说法”,但下接“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却是颠倒过来,“一衰一盛,循环反复,又是衰者自衰,盛者自盛”正是对整个故事做出了深刻的诠释。
又如,在冷子兴认为宝玉是个“色鬼”时,贾雨村却说道:“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的来历,大约政老前辈也错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读书识事,加以格物致知之功、悟道参玄之力者,不能知也。”这不正是作者借雨村之口道出宝玉的可贵之处吗?
《红楼梦》中承担着作者声音的人物还有很多,如痛骂贾宁二府肮脏丑恶的焦大、宝玉挨打时的聋婆子等,不同的人物所发出的不同的叙述声音,可靠与不可靠的叙事交织在一起,相互指涉又相互掩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人物的叙述层层逼近现实的虚伪与污浊,成为了作者情感的载体,小说的思想内涵更显深意。
结语真可谓是梦到头来都成空。《红楼梦》的叙事技巧纷繁复杂,若想对它有一个整体、集中的把握并不是一件易事。但是,从人物的功能性出发是一个新的角度。
甄士隐、贾雨村二人作为小说文本的领路人和谢幕人,不仅串联起小说的整体结构,而且两人的如幻影般的对立形象及不同的悲剧命运,映射了贾府的沉沦,了作者的反思。
作者正是借助着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次要人物之口,发出了不同的叙述声音。因此,通过对人物叙事功能的具体分析,探索《红楼梦》的叙事技巧与法则,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红楼梦》的叙述艺术和精神内涵更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