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的另一面：奉行节俭人称“爱银皇帝”
康熙的另一面：康熙帝是康乾盛世的开创者，也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一位明君。他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世人早已多有评说。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幼年登基的万乘之君，还是一个去奢从简、厉行节约之人。
以身作则
康熙帝的日常生活较为简朴。康熙三十九年(1700)，他对大学士们说，“自朕听政(康熙帝14岁亲政)以来，一应服食，俱从节俭”。四十七年秋，他斥责皇太子胤礽时又说：“朕即位以来，诸事节俭，身御敝褥，足用布袜。”此言虽有炫耀之意，但不能否认，他在努力为臣工做出节俭的榜样。
雍正三年(1725)，雍正帝召集王公大臣，向他们展示康熙帝生前在乾清宫东、西暖阁所用的毡毯。大臣们看后奏称：“(康熙帝)御极六十余年，时时以爱惜物力，崇尚俭素……御前陈设之毡，历三十余年，尚洁净完整，崇俭惜物，实从古未有。”对于宫中的陈设用品，康熙帝是以经济节俭为标准，崇尚简朴，不务虚华。
康熙年间在清廷供职的法国传教士白晋，曾目睹康熙帝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情况，有如下记载：就其(康熙帝)个人有关的方面看，那种恬淡素朴简直是没有先例的。他满足于最普通的菜肴，从未有过丝毫的过度，他的淡泊超过了人们所能想象的程度。皇宫内部以及一些殿宇，即使是皇帝所居住的，也只有几幅字画、几件描金饰物和一些相当简朴的绸缎，而绸缎在中国是十分普通的，不在奢侈品之列，简单朴素就几乎是那里的全部装饰了。他的衣着，除了几件宫廷极为常见的过冬的黑貂、银鼠皮袄外，还有一些在中国算是很普通、很常见的丝绸服装。夏天，我们看到他穿一件普通的麻布短褂，这也是一般人家常穿的衣服。他在宫内、宫外不骑马时用的那顶轿子，只是一件类似担架的东西而已，木质平常、涂漆，有几处包有铜片或者点缀一些镀金的木雕。马具中较豪华的只不过是一副相当朴素的镀金铁质马镫，以及一条由黄丝绒编制的马缰绳而已。
这些描述显然有溢美之词，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康熙帝生活中的某些侧面。
明清宫中费用之较
一次，康熙帝语重心长地对儿孙们说：“尝闻明代宫闱之中，食御浩繁，掖庭宫人几至数千，小有营建，动费巨万。今以我朝各宫计之，尚不及当日妃嫔一宫之数。我朝外廷军国之需，与明代略相仿佛，至于宫闱中服用，则一年之用，尚不及当日一月之多。”康熙二十九年，康熙帝曾与大学士们将明清两朝宫中费用做了一番比较，开列出一连串令人瞩目的数字：
前明宫内，每年用金花银，共九十六万九千四百余两，今悉已充饷;前明光禄寺，每年送内所用各项钱粮二十四万余两，今每年止(只)用三万余两;(明宫)每年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万余斤，今止用六七百万斤;(明)各宫床帐、舆轿、花毯等项，每年共享银二万八千二百余两，今俱不用;前明各宫殿，九层基质、墙垣俱用临清砖，木料俱用楠木，今禁中修造房屋，除非万不得已，不但基址不用临清砖，凡一切墙垣，俱用寻常砖料，所用木材，亦惟松木而已。
同样居住紫禁城内，同样是宫中开销，一个腐朽没落王朝与一个新兴王朝之间，反差如此之大，发人深省。
每年修缮热河避暑山庄，一般一次要用两千两银子，但康熙五十六年的修缮工程，管事官员称需白银三千两。康熙帝闻后命详查，于是内务府拟将修缮之资压缩到两千两。康熙帝阅折后朱批：“二千两银仍旧太多了!”此外，在康熙帝的“敦促”下，单是购买皇宫内外修建工程颜料的费用从康熙三十七年至五十二年间，就节约白银十三万三千余两。
朝野之反映
康熙帝奉行节俭、表率臣民的举措，在朝野上下产生了较大影响。王公大臣们纷纷效法，少用、不用金银器皿及金马镫等贵重物品，日常服用所需资费，也“较从前十分之内，已减九分矣”。康熙初年，高官贵族为亲属祭葬时，仍以焚化皮衣为时尚，至康熙朝中叶“其风已熄”。
可是，时人对于康熙帝的俭省节约，或有微词。如康熙四十八年朝鲜使臣返国后向国王报告中说，康熙帝“贪爱财宝，国人皆称曰爱银皇帝”。这应当如何解释?
原来，康熙帝不仅于宫中奉行节俭，在理政治国、处理国家财政问题时同样如此。毋庸讳言，节俭方针的实施必然要触动统治集团内部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使贪官污吏的不法行径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从而引起部分官员的不满。在这种情形下，身受其“害”的人牢骚满腹，微言相谤，也就难以避免。所以，对康熙帝冠以“爱银皇帝”之名的“国人”，应主要是指那些受到节俭措施冲击的官员。
实际上，康熙帝在奉行节俭方针时，分寸掌握恰当，内外有别。白晋对此深有感触，曾记述如下：他(康熙帝)非常节制个人的开支，同时又十分慷慨大方地提供国家的经费。只要是为了帝国的福利，哪怕花费千百万他也在所不惜。修缮公共建筑，保持江河管道的畅通、建桥、造船等，一切方便百姓、有利贸易的事情，他动用巨款十分慷慨。因此不难断定，他不为个人妄费分文，完全是出于贤明的节约，以便把金钱用于帝国真正的需要。
可是，时人对于康熙帝的俭省节约，或有微词。如康熙四十八年朝鲜使臣返国后向国王报告中说，康熙帝“贪爱财宝，国人皆称曰爱银皇帝”。康熙帝之所以能制定和实施各种节俭举措，注重以身作则，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虽然是在清朝定鼎北京以后出生，但满洲入关前崇尚勤俭、“敦朴为风”的传统对康熙帝仍有较大影响。他对儿孙们说：“朕生性不喜价值太贵之物，出游之处所得树根或可观之石，围场所获野兽之角或爪牙，以至木叶之类，必随其质而成一应用之器。即此观之，天下之物虽最不值价者，以作有用之器，即不可弃也。”这体现出他以实用为本的价值观和追求自然与质朴的审美观。
另一方面，作为清朝初年的最高统治者，康熙帝所处的历史环境，也不允许他高枕无忧。在位60多年间，先有辅臣鳌拜专权，接着又有平定吴三桂叛乱的战争、统一台湾之役、与准噶尔部的长期战争以及诸皇子争夺储位之事等。在其继位初期，经济亟待恢复，漕运、治河等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尚未解决。如此紧张、多事的客观形势，要求他必须慎言慎行，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尽可能地克制自己的欲望。
康熙帝勤政爱民，一生多有建树，奉行节俭是其各项重大方针、国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项。这种深谋远虑、戒骄戒躁的务实作风，值得后人借鉴。当然，康熙帝的节俭和简朴，都只是相对历史上一些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的帝王而言。尽管他不断制定各种节省方案，但清宫的日常耗费，依然触目惊心。显然，他的种种节约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王朝的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