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纯属子虚乌有？

“陈桥兵变”后，尽管宋太祖已黄袍加身，但“废置天子，变易朝廷”之类的军事政变，仍有可能重演。当时禁军的九名高级统帅，或是太祖称帝前的结拜兄弟，或是赵宋集团的中坚人物，他们在赵宋集团的崛起和“陈桥兵变”中均有极大贡献，是集兵权、功勋于一身的赵氏王朝的开国元勋。功高则震主，权大则不测。这种功高权重的情形，对太祖及其子孙的皇位，确乎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太祖有一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虽然是针对南唐政权而言的，却也把他对功臣近侍的戒备之心，表露得淋漓尽致。对南唐可以用武力征伐，但对手下的开国元勋怎样处置，让深谙机谋的宋太祖非常棘手。建隆二年(961)七月，太祖召见赵普问道：“为什么从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换了八姓十二君，争战无休无止?我要从此息灭天下之兵，建国家长久之计，有什么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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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普回答道：“陛下深谋远虑，提出这一问题，此乃天地人神之福也。唐末以来皇祚数移，兵革不休，战乱频仍，根本原因就在于方镇势力太大，君弱臣强。现在要革除这一弊端，唯有削夺方镇的权力，控制他们的财政，收编他们的精兵，这样天下自然就安定了。”赵普的话还没说完，太祖就连声说：“你不用再说，我全都明白了。”一天晚朝结束，太祖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喝酒，喝到酒酣耳热之际，太祖突然屏退左右侍从，推心置腹地向他们诉起了衷肠。他说：“若不是靠你们出力，我是到不了今天这个地位的，为此，我从内心念及你们的功德。但是，做皇帝也太艰难了，还不如做个节度使快乐，不瞒各位说，这一年来，我从来都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石守信等人听了，忙问：“这是什么缘故?”太祖不慌不忙地继续说：“这不难知道。我这个皇帝位置，谁不想坐坐呢?”石守信等人听出了话中之音，连忙叩头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太祖说：“不然，你们虽然无异心，然而你们部下想要富贵，一旦把黄袍加在你的身上，你即使不想当皇帝，到时也身不由己了。”

一席话，软中带硬，将领们知道自己已经受到猜疑，弄不好还会引来杀身之祸，顿时冷汗淋漓，一边流泪，一边叩头，请太祖给他们指明一条明路。太祖缓缓说道：“人生在世，有如白驹过隙，所有追求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聚些金钱，多有些享乐，使子孙后代免于贫困而已。你们不如放弃兵权，多买些良田美宅，为子孙置下永久的产业。同时多买些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我再同你们结为儿女亲家，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岂不是很好吗?”石守信等人见太祖已经把话讲得这样明白，只得俯首听命，表示感谢太祖的恩德。第二天，侍卫亲军司马步兵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侯张令铎、殿前司副都点检高怀德、都指挥使王审琦等，都上表声称自己有病，要求解除军职，宋太祖欣然同意，让他们罢去禁军职务，到地方上去任节度使。

与此同时，太祖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另选一些资历较浅、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军将领，分别掌管三衙。这三衙又互不统属，互相牵制，这样，军权就牢牢掌握在皇帝手里了。后来，太祖还果真兑现了互联姻亲的诺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还让三弟光美做了张令铎的乘龙快婿。君臣无猜，共保富贵，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比起汉高祖、明太祖等置功臣于死地，而且斩尽杀绝的做法，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实在是文明得多!上述故事主要取自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后来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也作了详细记载，再后来，几乎所有相关的历史书籍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个故事，很少有人提出怀疑。

现存“杯酒释兵权”的最早记载，是北宋真宗时的宰相丁谓所写的《丁晋公谈录》和北宋仁宗时宰相王曾的《王文正公笔录》。丁谓的《谈录》记述了赵匡胤与赵普的一段对话。宰相赵普对太祖赵匡胤说：“禁军统帅石守信、王审琦兵权太重，不能再让他们领兵了。”赵匡胤听后不以为然，说道：“石、王这两位老将是我多年的老朋友，难道还怕他们造反吗?”赵普说道：“石、王这两位老将肯定不会造反。但他们缺乏统帅才能，日后肯定制伏不了部下。如果其属下将官要造反的话，他们也会身不由己的。”太祖仍然表示怀疑地说：“这二人受国家如此重用和恩惠，难道会有负于我?”赵普从容答道：“只怕就如陛下，怎么也负于周世宗了呢?”太祖顿时大悟，就听从了赵普的提议，罢了两人的兵权。这段记载说明，太祖是在被赵普说服后，才开始按照赵普的建议着手进行解除兵权的。其中并没有戏剧性的“杯酒释兵权”故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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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的《笔录》中就出现了“杯酒释兵权”的雏形。他是这样描述的：相国赵普屡以为言，太祖于是不得已召来石守信等到宫中酒宴，谈到过去彼此亲密无间的快乐往事时，乘机进言：“我与诸位，兄弟相称，义同骨肉，哪里有什么芥蒂?但是言官们进说不已，我也不得不有所考虑，以今天的情况讲，不如各位自选风水宝地，出守外藩，世袭官爵，租赋所入，也足以自奉，这样优哉游哉地安度晚年，不亦乐乎?我后宫中有几个女儿，当与诸位的公子攀亲，以示君臣无间。诸位看如何?”石守信等人都心领神会，叩首称谢。于是石、高、王诸人各归藩镇，俱蒙皇亲婚约，后二十多年，仍贵裔显赫。这段记载说明，“杯酒释兵权”的故事，首次出现于仁宗时期，但情节较为简略;直到神宗时期的《涑水纪闻》，故事才变得有声有色起来。

与司马光大体同时的王巩在《闻见近录》中也有一段类似的记载：“太祖即位，方镇多偃蹇，所谓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诸方镇，授以弓剑，人驰一骑，与上私出固子门大林内，下马酌酒。上语方镇曰：‘此处无人，尔辈要作官家者，可杀我而为之。’方镇伏地战栗。上再三谕之，伏地不敢对。上曰：‘尔辈既欲我为天下主，尔辈当尽臣节，今后无复偃蹇。’方镇再拜呼万岁。”这段故事很有趣味，草莽气十足，很有点像“马上得天下”的赵匡胤的做派。由于司马光名气太大，使这段西方决斗式的林中对决反而湮没无闻了。

是子虚乌有吗?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有学者对史料仔细考证后，对“杯酒释兵权”这一生动的历史故事提出了有力的质疑。首先，《谈录》只讲罢石守信、王审琦二人的兵权，并无设宴请客这一情节。而《笔录》记载罢去兵权的夙将，除了石守信、王审琦外，还有其他几位将领，并增添了太祖设宴与夙将“道旧相乐”的情节。后世所谓“杯酒释兵权”一说，基本上都出于此。《涑水纪闻》则称石守信、王审琦等皆被罢军权，以散官就第，而又大事铺张设宴道旧情节，绘声绘影，恍如身历其境。看来，该故事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简到繁的递增过程。距离当事人的时代愈远，记载却愈加生动详细，显然，是编写人为了把故事写得生动有趣，不断添加、润色的结果。其次，三书都说此事与赵普有关，但说法却不一致。据《谈录》，罢石守信、王审琦的兵权是宋太祖听了赵普一次谈话之后决定的;据《笔录》，则是在赵普多次苦谏之下，太祖“不得已”才同意的;而到了《涑水纪闻》，却是太祖、赵普两人共同谋划的结果。如此矛盾的说法，怎么能成为盖棺定论呢?第三，上述三种史料，对石、王被削去兵权后的出路，说法也各不相同，有的只说“不令石、王主兵”，有的说他们“寻各归镇”，有的则说他们“皆以散官就第”。到底他们“释兵权”之后干什么去了，没有可以取信于人的一致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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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杯酒释兵权”这样一件大事，在北宋史官修的《太祖实录》和《三朝国史》中不见片语。元末，根据《太祖实录》、《三朝国史》等编成的《宋史·太祖记》，对此事也不着点墨，如果真有这件值得当时称颂的大事，《实录》、《国史》是不会不书的。第五，“杯酒释兵权”这件事究竟发生在北宋哪一年，以上三本书均没有记载，而比司马光还晚一百多年的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说它发生于建隆二年(961)七月。仔细阅读《宋史》可以发现一个很大的漏洞，建隆二年六月甲午(初二)太祖母杜太后病逝，六月初到七月初，按照当时的惯例，应是国丧期间，当时朝廷上下不准作乐，更不准宴饮。赵匡胤不可能违反这种礼仪。而且“杯酒释兵权”故事说赵普正担任宰相，而建隆二年时，赵普的职位仅为枢密副使，三品，还不足以同赵匡胤密谋大事。他第一次拜相是在乾德二年(964)，这已是“杯酒释兵权”之后三年了。所以，许多学者认为，“杯酒释兵权”这件事虽然听起来很有趣味，但经不起推敲，应该是子虚乌有的。

反驳的意见

另一些学者认为，“杯酒释兵权”对宋代的政治、军事历程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不可能是杜撰出来的。其理由如下：一，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军权的确是在建隆二年七月后罢免的，北宋的官方档案，如《国史》、《实录》等对此均有明确记载，无可置疑。这就是说，“释兵权”一事是完全真实的，余下的则仅仅是通过什么方式释去兵权罢了。二，从方式上看，“杯酒释兵权”或许如后人所言，极具戏剧性，但若考虑到太祖与“义社十兄弟”的特殊关系，把它放在宋初特殊的政治环境中考察，却又是一件极合情理的事情。与“杯酒释兵权”类似的传闻应不少见。如王巩《闻见近录》所载“郊宴抑偃蹇”，几乎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另一个版本。版本虽多，源头只有一个，这只能证明“杯酒释兵权”确有其事，因记录者未能身临其境，记述有异罢了。三，王曾只比丁谓晚生十一年，二人基本上是同时代人。《笔录》乃王曾亲笔所撰，丁谓的《谈录》并非丁氏亲撰，而是其后辈对丁氏谈话的追述，至丁氏外甥潘延之时方才成书面世。如此说来，王曾《笔录》的成书面世必早于《谈录》无疑。所以，认为“杯酒释兵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编造过程不能成立。四，王曾为人忠直刚正，曾因抨击真宗制造天书，裁抑太后姻亲而遭黜，素有直臣贤相之誉。书以人重，王曾的经历和为人决定了其《笔录》所叙必多实录而少增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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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丁谓虽也曾拜相，入主二府，但为人无德，真宗时的天书闹剧，多出自他与王钦若之手，后因交通宦官，结党欺罔，被流放海南，朝野目之为奸佞。故丁氏之《谈录》，虽然不必因人而废，但其史料价值决不会在王氏《笔录》之上。五，皇太后的丧期问题。《宋史·礼志》载：“建隆二年六月二日，皇太后杜氏崩……太常礼院言：……准故事，合随皇帝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五日释服。”杜太后六月二日去世，按“以日易月”算，“服丧三年”实际只需二十四天。从六月二日到六月二十五日，正好为二十四天。二十五日即脱去丧服，标志着朝廷规定的法定丧期已过。“释服”后，除特别隆重的国宴之外，已不禁止一般的宴饮和娱乐。如《宋会要辑稿·礼》中就有当年“七月十九日……宴群臣于广政殿”的记载。所以，把杜太后的丧期说成是“六月初至七月初”是没有依据的，与“杯酒释兵权”的时间没有冲突。由此看来，说“杯酒释兵权”经历了一个从简到详的发展过程，也许可以成立。但说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编造过程，则是不能成立的。其实，我们可以忽略“杯酒”的细节，而关注“释兵权”的本质。总之，太祖削夺兵权、改革兵制的一系列措施，有效地保证了宋朝军队的长期稳定，彻底结束武人乱政的动荡局面，其成效是不言而喻的。但其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北宋一代，武人以保身全名为大幸，太宗以后几无名将，唯一值得称道的狄青也遭猜忌而死。其后，在面对女真族猝然南侵的凌厉攻势时，北宋王朝轰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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