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反腐:百姓把贪官"绑缚赴京治罪"

朱元璋对贪腐深恶痛绝，宁枉勿纵，从不手软

十九年内，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无一官员做满任期

允许百姓直接把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

起罪之低、处罚之重、涉及之广、时间之长，史上第一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其在位期间影响比较大且众所周知的大政治风波有二。

一是大肆诛杀、清洗开国重臣。其杀戮之重之广，在中国史上是少见的。仅胡惟庸、蓝玉两案，被牵连致死的文臣武将就达几万人，几轮杀下来，当年从龙的文武大臣为之一空，孑遗者只有耿炳文等寥寥几人。这直接导致了后来在朱棣发起的“靖难之役”期间，建文帝手下既无老谋之士出谋划策，也无沙场老将可用的局面。

二是反贪。朱元璋在位期间，反贪运动几乎一直是他的重中之重，运动常年搞。其中最著名的是“空印”和“郭桓”两案，这两案光杀就杀了数万人之多，被株连者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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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枉勿纵 大小“运动”牵连甚广

明初时，各地的钱粮官员因每年都要去户部报账，为了节约时间和修改方便，通常都随身带着盖好印的空白公文纸。此事被朱元璋知道后大怒，认为是严重的舞弊行为，于是在洪武七年(1374年)，下令处死各地主印的钱粮官员，辅助官员杖责充军，顿时死者数千，明朝的整个财政系统的官吏几乎瞬间被清零重来。这些官员里，有一位就是著名大儒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他是个有名的好官。

这就是著名的“空印案”。本质上，此案其实是公务处理流程中的不规范现象，因为那些空白文书，盖的都是骑缝章，是有底本可查的。官员们这么做，主要是为了避免因文书上有一点误差，就要回治所修改盖章后再重新送京城的长途奔波耗时费力。这是件纯粹的“冤假错”大案。

到了洪武十六年，因户部侍郎郭桓贪污，除处死郭桓外，六部全部十二位左右侍郎，以及大批地方官员也均被处死，死者达数万之多，被牵连破产的地主、百姓不计其数，史称“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核赃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为了平息事态，朱元璋后来又将主审此案的数十名官员处死了事，“郭桓案”堪称是场“空前绝后”的反贪大运动。

除了这些大案外，小案更是连绵不绝数不胜数，如朱元璋爱女安庆公主的驸马欧阳伦，因走私茶盐铁等物资，在朱元璋的寿宴上，被用天子剑处以极刑。在这些小案中被诛杀牵连的人数，我们已无法统计。但毫无疑问，那一定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由于这种连绵不断的运动牵连极广，有案可查的是，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之后的长长十九年间，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官员没一个能做满任期的，几乎全都还没等到述职考核，就被贬黜或诛杀了。朱元璋是这样说的：“自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设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

在史料记载里，有这么一条，可以充分说明当时官员的日子有多难过。洪武十九年，同批发榜派官364位进士监生。一年后，这些官吏被杀6人，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358人，一个都没能幸免，全军皆没。

从重从快 贪银六十两就得掉脑袋

朱元璋除了运动常年搞，其处理手段也极为残酷。

他的反贪，有两个特点，按现在的话说，那就是“从重从快”。其起罪之低、处罚之重、涉及之广、时间之长，都是历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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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贪贿官员被抓，必遭处罚没有宽大就不说了，其获罪案值之小、杀戮之重，是很可以一说的。贪污银子，达到六十两被杀头是一定的，不过在杀掉之后，犯官的皮还要被剥下来，装上草做成草人，放官府门前的“皮场庙”示众。至于一般的剁指、断手、砍脚、阉割，以及凌迟、斩首、腰斩，更是无所不有。

至于起罪的下限，在朱元璋自己钦定的案件里，就有因收受一双袜子、四本书、一条网巾这些不起眼小物件而被定罪的案例。

在洪武十八年，曾发生过一起很有意思的案件。当时有位叫韩铎的人，素有才名。于是被朱元璋任为吏部官员。洪武十七年，他伙同同僚，将取到的待定官职，不向上报告，私自拟名取用。案发后，韩铎被判处斩，妻儿流放二千里。

朱元璋怜其才而免其罪，后来很快又任命他为工部司务。洪武十八年春，韩铎升为本部侍郎，再次“出手”。洪武十八年九月下旬，朱元璋在一次对工部的突击检查中，发现了韩铎等14人的贪贿行为。韩铎借营造宫室一事，得钱六百贯;勾结同僚卖放役匠分得四千三百贯。可是，所有官员都认罪，唯独韩铎不认。他甚至声称自己家里的钱是朱元璋前不久刚赏赐给他的——朱元璋确实在不久前赏了他七百贯。不过在朱元璋亲自审问和用刑后，他还是招供了。

至于这些官员的下场，我想就不用说了吧。但这个案件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韩铎的任用和免罪，全由朱元璋一人说了算，有司对他的判决在朱元璋那里，根本就是无效的。这直接导致了韩铎后来的有恃无恐继续贪污犯罪，甚至在证据面前还坚决不认。因此要说始作俑者，其实正是朱元璋本人。

鉴于不断有犯罪官员出现，朱元璋又发话了：以后不以六十两为限，核心精神总之就两个字：查、杀。

高压怀柔兼具 一面教化一面大搞运动

除了律法和处罚层面外，朱元璋还试图从两个方面下手，以求彻底解决官吏的贪污腐败问题。

这两个方面，一是兴起复古运动，欲从道德上对官员、百姓进行教化。这个活动一直延续到永乐时期，甚至还被进一步发扬光大，达到了所谓“家孔孟、户程朱”的程度。而与之配套的工程，则是推广朱元璋亲自主持编写的《明大诰》(大诰前后共有四编，一般合称《大诰》或者《明大诰》)。《明大诰》实际是部特别法案，其236条中，有一大半是惩治贪腐的条款，而且远比《明律》为重。

在朱元璋的大力主导下，当时的官吏和百姓，都要学习《明大诰》，政府还在各地组织专人讲课，一时间“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洪武年间，《明大诰》约印行了数千万册，几乎到了人手一册、家家有此书的地步。朱元璋希望“家传人诵，得以惩戒而遵守之”。他又亲临午门讲课，还把此书列为了国子监的教授科目。

第二方面，则是大搞特务运动。明初的特务政治就不必细说了，实在太有名，想不知道都难。然而不太为人所知的是除官方的特务活动和组织外，朱元璋还别出心裁地号召百姓告密及直接捉拿贪官污吏。

朱元璋下令，除准许百姓赴京告发外，还允许他们直接把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虽无文引”，各地关卡也当“即时放行，毋得阻挡”，“其正官首领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

在《明大诰》的《县官求免于民》一篇里，就记录了农民赵罕晨将县主簿汪铎等几个官吏捆绑押送进京的案件，最终结果当然是“犯事”官吏被杀。

而在《民拿下乡官吏第十八》中，则记录了常熟县农民陈寿六等将官吏顾英绑至京城面奏的案件。在这起著名的案件里，朱元璋不但赏了陈寿六等人，还特别警告道：有对陈寿六进行打击报复的，一律族诛。而且以后陈寿六真有过失，也只有朱元璋本人有权审问他——陈寿六堪称当时的天下第一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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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治越贪 肃清贪腐不为吏治为皇权

那么在这些酷重高压怀柔兼具的政策及大规模的意识形态灌输下，到底有多少成效呢?

至少在朱元璋看来，显然没有达到他希望的效果。他因此苦恼不已，道：“奈何朝杀而暮犯?”实际上，明初的吏治腐败也确实没有比历朝的建国初期好到哪里去，该贪墨还是照常贪墨。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说穿了也很简单，最根本的原因就两条。

一是动机。朱元璋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根本原因，目的并非是为了政治清明。政治清明只是他希望看见的结果，目的则是加强皇帝权威和巩固皇权统治。

明朝开国刚一稳定，朱元璋就搞运动大肆诛杀牵连开国功臣，原因很简单，他不放心。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在他看来还是太温和了，导致了宋代勋贵集团的出现。因此他干脆全都杀掉。而且他的杀法也很肆无忌惮，譬如开国名将傅友德之死。

洪武二十七年的一次宴会上，朱元璋先是借事责傅友德不敬，命其召二个儿子前来。随即又命卫士传话傅友德，要他取二子首级来。当傅友德取了自己两个儿子首级到来后，朱元璋突然又道你怎么忍心下得去手?傅友德当即拔出匕首，回道：你不就是想要我父子的人头吗?然后在他面前自刎而死。朱元璋顿时大怒不已，下令将傅家老小全数发配辽东、云南两地。

这起案件，充分说明了朱元璋诛杀功臣，完全不是因为他们真有什么过错，纯粹就是想根除有能力、有威望、有可能威胁皇权或者威胁地方安全的从龙功臣们，其根本原因，就是为了巩固皇权、加强皇帝专制。

从这个目的出发，他又废除了宰相制度，将宰相权力分去了六部。

治理贪腐，目的当然也是为了巩固皇权、加强皇帝专制。

然而，他因此搞出的一系列运动和各种酷烈高压恐怖手段，还是未能制止主官吏的贪污，建国不过短短数十年，吏治就开始大规模滑坡，在很短的时间里达到了一个相当的贪腐高度。

譬如正统朝的王振，抄家时被搜出“金银六十余库”，其他的玉器珊瑚之类还没算。弘治朝的李广，抄家则搜出“黄白米各千百石”。所谓黄白米，乃当时隐语，就是指的黄金白银。黄金白银要以石来计算，可见其数额之大。最有名的大概就是明中期的严嵩了。他被抄家的物资名单，直接被编撰成了一本书，书名叫《天水冰山录》。他家有多少财产呢，只说我当年初见此书的感慨，首先是他家直接可以开一个古代字画博物馆。至于其他地产和黄白钱财之类，相比无数的雅玩文物，真就是阿堵物，太不高大上了，已然不值一提。

明律虽好 奈何人治凌驾法治之上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出人意料的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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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答案也蛮简单的，这就是第二个根本原因——朱元璋虽然搞了相当多的条令，甚至明律几乎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法律的顶峰之作，但问题在于其统治的本质和执行，却不幸回到了人治这条歪路上去。

不说其他，就说原本应该是城管和仪仗队的锦衣卫，摇身一变成为了无所不能的特务组织，随时随地监视官员百姓一言一行，甚至连昨天晚上家里打麻将丢了什么牌都在锦衣卫的监控中。他们受命于皇帝，完全凌驾在了法律之上，大臣、百姓随时可以因几句言论就被抓走“失踪”，堪称中国古代的“白色恐怖”之最。

至于《明大诰》以及那位天下第一农民陈寿六，更是人治的代表。

首先《明大诰》是朱元璋自己编定的法令和刑罚，《大明律》里没有的枭首、文面、挑筋、剁指、刖足、断手、阉割，全在这里出现了。包括令人发指的剥皮草人，均不载于正律。《明史·刑法志》曰：“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族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再就是同一个罪的处罚，两者完全不同。如关于抗粮抗税的处理，《大明律》中是杖责一百，《明大诰》里就直接以凌迟处死，这叫官员们怎么处理?

陈寿六事件，看似开明，看似在发动群众，在走群众路线，但实际上是相当愚昧的。只因朱元璋的一句话，陈寿六直接就凌驾于《大明律》之上，只有朱元璋一个人才有权审问和处理，这置《大明律》和各级政府于何地呢?还怎么指望官吏任事?

一旦到了这个地步，所有的官员和百姓，唯一能指望的就是皇帝的个人好恶了。整个国家所有的希望，都建立在今上英明的基础上。所有人都不知道一旦换个皇帝，会搞什么运动、会出什么政策，整个国家都在赌运气，而且还没有其他选项。

最坏的是即使上台的是明君，还要看既得利益集团有多大势力。因为没有制度的制约，利益集团势力很容易壮大，一旦壮大到一定程度，连人治顶峰的皇帝都没辙。明朝中后期就是这个局面。好比有名臣之称的徐阶，家里的地产有几十万顷，他不倒台，谁都治不了。

所以人治肃贪，必然是失败的、落后的。因为它最多只能治一时，而且还只能治个人眼前看见的。看不见的就治不了。更别提靠搞运动来治理了。

唯一能真正肃贪的路，就只有法治一条路。朱元璋不可能有这个觉悟，不但没有，还直奔人治倒退大路，于是即便手段再狠再残酷，明朝的贪污却依然甚于之前历朝，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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