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子“莫知谁子”：历史上唯一“被阳痿”的皇帝
傀儡皇帝大都活得比较窝囊。因为皇权旁落，因为权臣跋扈，因为身不由己，因为大势已去，所以，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无可奈何地成为“被××”的历史先驱。一部皇权沉浮史，说白了，就是一部皇权与臣权此消彼长的“被××”史。臣下一旦大权在握，腰杆挺直，皇帝多半没有好果子吃。历代傀儡皇帝中，“被登基”“被禅让”“被下诏”“被迁都”“被谋反”“被联姻”，甚至“被御驾亲征”的，均不乏其人。但是，正史中明确记载“被阳痿”的傀儡皇帝却只有一个，即东晋的司马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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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阳痿”，是被人故意说患了阳痿，是一种极恶毒、极下流的政治诬蔑手段。一般的男人被人说阳痿，说不行，尚且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如果换作皇帝，换作国家首脑，哪怕是名誉上的顶尖人物，自然会更加颜面扫地，司马奕被废就是一个极典型的例子。司马奕(342~386年)，字延龄，晋哀帝之弟，东晋第七任皇帝。兴宁三年(365年)二月，晋哀帝司马丕病死，无子嗣，弟弟司马奕即位。在位期间，东晋王朝内有褚太后、司马昱执掌朝政，外有大将桓温骄横跋扈，有位无权的司马奕形同傀儡。
褚太后尽管三度垂帘，观其一生之所为，不过是妇人之见;司马昱虽然终成帝王，量其毕生之建树，终究是傀儡之身;相比之下，桓温要比他们二人强硬而诡诈百倍。据《晋书》记载，桓温从小便有“雄略”，便是“英物”，长大后“姿貌甚伟”，尤其是成为皇亲国戚之后，更是不可一世。从晋哀帝时，桓温就开始掌权当国;到了司马奕时，桓温更是权倾朝野。中国最恶毒的那句“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资治通鉴》)，《晋书》作“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便出自他口。
司马奕即位时，东晋王朝正处于皇权旁落的风口浪尖。当时，桓温身兼数职，从部队到后勤，从中央到地方，东晋几乎所有的重要职位都在他掌控之中。大将军桓温偏偏是一个狼子野心之人，在其淫威下，司马奕只能战战兢兢地看人脸色，而桓温却想取而代之。为了树立威望，为了捞取资本，桓温迫切需要一场更精彩的军事大捷。太和四年(369年)四月至九月，桓温北伐前燕时，因为决策失误，先胜后败，“损失三万余人，大败而归。”途中，桓温所部又因“行役既久，又兼疾疠，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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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运不继，焚舟而归”“军中绝粮，又闻前秦援兵将至，遂烧船、弃甲，自陆道撤退，凿井而饮，行军七百馀里，途中遭前燕骑兵伏击”(《晋书》)，桓温作战报告中的虚假托词，并不能掩盖他的责任，更不能阻止他的威望大减。这次惨败，对于桓温来说，无疑是政治上的致命打击。一蹶不振，一落千丈，还是强做英雄，强行废立，忧心忡忡的桓温和觊觎皇位已久的司马昱一拍即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太和四年(369年)十一月“辛丑，桓温自山阳及会稽王昱会于涂中，将谋后举”。
“将谋后举”，即废掉司马奕。通过废立，桓温可以挽回颜面，重树威望;丞相、会稽王司马昱也最有条件坐上皇帝宝座。揣着不同的目的和共同的利益，桓温和司马昱站到了一条船上。废立，是一件天大之事;再者，司马奕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并无过错。因此，桓温并不敢贸然行动。太和六年(371年)十一月，桓温在听取部下关于“宫阐重闷，床笫易诬”妙计后，“诬帝在藩夙有痿疾”(《晋书》)，三个儿子都是后妃与他人私通所生，并将此“密播此言于民间，时人莫能审其虚实”。(《资治通鉴》)
皇帝患有“痿疾”，皇子“莫知谁子”，这是一件事关国家尊严、皇室血统和政治稳定的头等大事。褚太后得知这一宫廷“丑闻”，登时“感念存没，心焉如割”，不辨真伪地指责司马奕“人伦道丧，丑声遐布。既不可以奉守社稷，敬承宗庙，且昏孽并大，便欲建树储藩。诬罔祖宗，颂移皇基，是而可忍，孰不可怀!”于是以皇太后的名义，行“伊霍之举”，“废奕为东海王，以王还第”(《晋书》)。这一年，司马奕刚刚30岁。桓温为了谋图废立、揽权夺势，出此卑鄙下流的阴招，使司马奕之私密器官“被阳痿”的同时，令其政治生命也随之告终。在一片欷歔声中，司马奕灰溜溜地结束了六年的傀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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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皇宫不久，司马奕三个儿子及其生母便遭桓温之毒手。不久，桓温上奏褚太后，将司马奕从东海王改封为海西县公。接着，桓温命吴国内史刁彝着意防卫，又派御史顾允领兵监管。司马奕遭此辱废，一则万念俱灰，二则身处险境，言行更加谨慎。他不仅经受住了各种诱惑和考验，还极力表现出了“杜塞聪明，无思无虑，终日酣畅，耽于内宠”的样子，甚至生了孩子也溺死不养，以证明自己确实患有“痿疾”。桓温知其心灰意冷，无意东山再起，便没再加害他。据《晋书》记载，“朝廷以帝安于屈辱，不复为虞。”太元十一年(386年)十月，司马奕病逝于吴县，享年45岁，史称晋废帝或海西公。
从一个部件“被阳痿”，到整个人“被阳痿”，司马奕的屈辱遭遇，是专制制度下权力争斗的典型写照。皇帝一旦成为摆设，成为傀儡，就注定要成为政治上的弱势个体，就难免被权臣从皇位上拉扯下来。同样，权臣一旦力不从心，濒临死亡，其曾经的不可一世也会大打折扣，尤其是像桓温这样歹毒下流的卑鄙小人。宁康元年(373年)，桓温一病不起，朝廷念其功勋，决定为其加“受九锡”，但谢安、王坦之却因恨之而故意拖延，即《晋书》中记述的“闻其病笃，密缓其事”，桓温至死也没盼来那一纸“锡文”，最终“被错过”了这一无上荣光。正所谓：欺人者，人恒欺之;“被”人者，人恒“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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