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荣耀的皇后:一生中有四个帝王都是她生的

1241年窝阔台逝世，忽必烈开始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忽必烈的父亲未能成为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而忽必烈本人开始似乎也将步其后尘，在蒙古历史上扮演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几乎没有人能预见到他最终将成为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不过忽必烈聪明能干的母亲唆鲁禾帖尼别吉就是有此远见的人物之一。她对她的四个儿子都有很高的期望，并献身于儿子们的前程。而她的四个儿子最终都成了蒙古帝国的君王。她的长子蒙哥从1251年起成为大汗，直到1259年战死疆场;忽必烈接替了其兄的汗位，从1260年开始统治蒙古帝国，一直到1294年;旭烈兀摧毁了从公元750年起就一直统治中东和波斯大部分地区的阿巴斯王朝，并在波斯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而她最小的儿子阿里不哥后来则统治了蒙古本土。

唆鲁禾帖尼别吉是克烈部首领汪罕的侄女。成吉思汗征服克烈部后，把唆鲁禾帖尼赐给了自己的儿子拖雷为妻。我们对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如何知之甚少，但可以推测他们很少生活在一起。因为拖雷总是要跟随他的父亲出征作战。拉施都丁说，“在皇子中没有人征服的国家和他征服的一样多。”这肯定是对那个时代一个蒙古人最高的赞赏了。拖雷是因13世纪初对金作战而出名的，而从1219年到13世纪20年代初，他一直指挥着一支王牌军，参与他父亲领导的对中亚城市的进攻。在1227年成吉思汗死后，拖雷受命于他的哥哥窝阔台，参加军事征讨，主要负责征服金朝的战争。1231年或者1232年，在彻底摧毁金朝的两年前，拖雷死了。

当窝阔台试图安排唆鲁禾帖尼别吉再婚时，她礼貌地拒绝了。窝阔台建议唆鲁禾帖尼别吉改嫁给他的儿子贵由，这将是一桩侄子和婶母结合的婚姻。而这种联姻将把东亚的两个王族联合起来，保证汗位的顺利继承，避免窝阔台的子孙和拖雷的子孙爆发冲突甚至战争。不过，唆鲁禾帖尼别吉礼貌而又坚决地拒绝了窝阔台的建议，并解释说，她想用心抚养四个儿子，不想改嫁给大汗的儿子。

她的政治天赋也许可以用她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加以证明。尽管她自己是一位景教徒，但她并不歧视蒙古境内的其他宗教。她甚至资助佛教和道教，以获得中原属民的拥戴。同时她也没有忽略伊斯兰教。她向穷苦的穆斯林提供救济，奖励谢赫(宗教领袖)，捐资建造清真寺和神学院，包括在中亚城市不花剌建立的马德拉萨(宗教学院)。但是她从未否认过她的景教信仰，即使马可·波罗在她去世二十年后访问中国，也知道她是一位基督徒。她认为在自己的领地上扶持各种宗教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她应该为此作出努力，而当时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学家的著作都证明，她在这方面确实是成功的。

忽必烈生于1215年9月23日，那一年成吉思汗攻克了金中都。有关忽必烈的童年、所受教育以及他早期生活的资料很有限。一直到1251年，忽必烈还只不过是皇室旁支的一员而已。除非发生一场大变故、灾难或者不幸的事件，否则他仍只会是那个贵族集团的一分子，不会在帝国政治事务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所以他的早期生活经历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详细地记录下来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他是在母亲的抚育下成长起来的，因为他的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在跟随成吉思汗东征西讨。唆鲁禾帖尼别吉要求年轻的忽必烈必须精通马术和射箭。和所有其他蒙古人一样，忽必烈也积极参加狩猎，而且直到晚年都热衷于这项活动，这可以由现存的为数不多的忽必烈狩猎图所证实。唆鲁禾帖尼别吉还决定，忽必烈必须学习掌握文化知识，并聘用了一名叫脱罗出的畏兀儿人教他读写蒙文。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被教授汉文。

忽必烈接触汉文化是由于他母亲的坚持。在她丈夫死后，窝阔台很不情愿地答应了唆鲁禾帖尼别吉的请求，于1236年赐给她一块封地，地点在真定(在中国北部，现河北省境内)。因此她成了汉族农民而不是蒙古草原游牧民的领主。她认为，剥削农民和掠夺区域资源的政策即使不能说是灾难性的，至少也是目光短浅的。她确信，如果她采取促进当地农耕经济的方法，而不是强制实行蒙古式的牧业经济，得到的税收将会更多。

忽必烈最终也采用了他母亲的治理方法。在同一年，即1236年，窝阔台也赐给忽必烈一块有一万户人口的封地，地点在河北邢州。起初，他对他的封地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自己住在蒙古本土遥控治理这个地区。虽然他不会容忍官员们对汉人的盘剥，但由于他不在当地，因此无法监督他的官员和代理人的行为。他无从了解，也无法阻止他们加重当地农民的负担。税收商人巧取豪夺，向农民征收了繁重的税负，地方官员要求农民服大量的劳役。于是农民们用实际行动来表示抗议，他们干脆放弃了他们祖居的家园和土地，移居到蒙古控制之外的其他地区。当忽必烈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为时已晚，最初的一万户中已有很大部分从他的领地逃走了。为了制止农民的大批出逃，他撤换了原来管理这个地区的蒙古代理人和税收商人，代之以被称为按察使的一般官员，这些官员主要由汉人担任(不过在文献中他们的身份不是很明确)。他对正常税收进行了重估，严厉禁止横征暴敛，并招募了不少汉人帮助管理经济。忽必烈的新政策目的在于重新获得当地居民的信任，并吸引逃亡者回来。这项政策显然取得了成功。到了13世纪40年代末，那些逃亡者便开始陆续回到他们的家乡，该地区重归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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