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昏聩：是否因高宗无能才致使武则天上位
李治字雉奴，是唐太宗的第九个儿子，在文德皇后长孙氏所生诸子中排行第三。由于他得了风眩病，眼睛无法看东西，就让武则天替他处理政务。武则天最后控制了朝廷大权，于是人们对唐高宗的昏庸就坚信不疑了。不过，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
李治是唐朝第三代君主，在位33年。由于病弱，655年，在武则天成为皇后之后，他就让武则天参与朝政，时人称为“二圣”。对唐高宗在历史上的作用，一般认为他是个昏庸之主。范文澜先生说:“唐高宗临朝，臣下来奏事，不会作判断，要宰相提出意见，才算自己有了主意。他这种昏懦的性格，势必扶植起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势力，引导国家从乱到亡的道路。”这样的说法，把唐高宗这个人彻底否定了。
主张高宗昏庸的观点认为唐高宗患风眩不能视物，百官奏本常由武后代为参决。自显庆五年(660年)起，政事都委托给武后，权力和皇帝相等。但武则天不久就作威作福，连唐高宗要办的事也受她控制，唐高宗十分不满。麟德元年(664年)，武后常让道士入宫行“厌胜”之术，被宦官王伏胜上告。高宗大怒，找西台侍郎上官仪来商量。上官仪说:“皇后专恣，海内所不允，请废之。”唐高宗就命上官仪起草废皇后诏书。不料武后安插在唐高宗身边的耳目随即将此事报告武后，武后立刻到高宗面前解释。唐高宗昏庸懦弱，心有不忍，又怕武后发怒，竟说:“我本来没有废你的心思，都是上官仪教我的。”于是，武后指使许敬宗诬告上官仪、王伏胜和废太子李忠谋反，都被处死，与上官仪有来往的大批朝官，都遭流放或贬官。从此，每当唐高宗上朝，武后都坐在帘后，大小政事都参与裁决，升黜官员或生死大事，都凭武后决定。此后，唐高宗只是名义上的皇帝，直至弘道元年(683年)在洛阳宫中病死。
与其相反的观点认为，说唐高宗昏庸是缺乏根据的。说他“昏庸”，最早见于《新唐书》。《新唐书》卷76《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说:“(武后)已得志，即盗威福，施施无惮避，帝也懦昏，举能钳勒，使不得专。”同书卷105《长孙无忌传》也说:“帝暗于听受。”同卷《褚遂良传》说:“帝昏懦，牵于武后。”欧阳修说他昏庸的主要论据，认为唐高宗为武则天所控制，并按其旨意贬杀了褚遂良和长孙无忌。唐代书法家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其实，褚遂良被贬在武则天当皇后之前，长孙无忌的被杀，是在武则天当上皇后不久的事情。一些专家认为，这时的武则天还没有把皇后的位子坐热，怎么就能够“盗威福”贬杀高宗的顾命大臣?实际上，贬杀褚遂良和长孙无忌的不是别人，恰恰就是唐高宗自己。在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过程中，这两位老臣坚决反对，而一心想立武则天的是唐高宗，因而他是武则天最有力的支持者，很明显，褚遂良、长孙无忌和唐高宗在立武后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矛盾。不仅如此，长孙无忌凭着国舅的地位，专横跋扈，而褚遂良以顾托之重，也是“悖戾犯上”。两人以元老重任自居，一心想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只是想着曾经对唐高宗有功，根本没有把高宗放到皇帝应有的崇高地位，而唐高宗此时血气方刚，对他们的表现早已不满。当许敬宗诬陷两人时，唐高宗不派人仔细调查，立即削去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地，安置到边远的黔州。已死于贬地的褚遂良，也被削去官爵。两人的儿子都在放逐途中被处死。可见，褚遂良和长孙无忌被杀，是武则天的心愿，但更是高宗的旨意。整个过程中根本不存在唐高宗被武则天控制的问题，唐高宗的昏庸无从谈起。
一些人认为，高宗显庆以后，唐中央政府与吐蕃、突厥、高丽等或战或和，以及研讨方略、奖惩将士等全系唐高宗决策，对公卿宰臣的任用黜陟也是如此。从唐高宗去世到武则天称帝，共经历了7年时间，武则天的力量主要是在这个时期集聚起来的，而在此之前，武则天虽然预问朝政，但权力有限，不能左右朝政。
唐高宗在位前14年中，他的政绩之荦荦大者主要有:一、他继续推行了唐太宗时加强中央集权的各项制度。二、唐高宗在位前期，至少是尚能维持国力于不坠，而统治区域还稍有扩展。三、唐高宗在位期间社会经济仍在向上发展。唐高宗政绩之所以史书记载较少，也不突出，其原因可能是即位初期元老勋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等权重，精明而又有才干的武则天为皇后后，又直接参与执政。
也有人指出，唐高宗根本没有昏庸之举。在即位之前，曾参决朝政，颇得唐太宗称赞。即位之初，也勤于国政，每日临朝，孜孜不倦。他不仅能够遵循唐太宗的大政方针，而且也表现出了管理国家的才干。具体表现在他十分重视法制建设。他令长孙无忌等修成《永徽律》，还逐条对之进行注释，写成《唐律疏议》30卷颁行天下。他在即位之初，鼓励臣下进谏，他自己也能很好纳谏。他赏罚分明，对贪赃违法者坚决予以打击，不留一点情面。褚遂良就是因为低价强买中书省翻译人员的土地，被左迁为同州刺史。他维护了国家统一，讨伐西突厥，巩固了唐王朝在西域的统治。他有过错，如容忍和支持武则天对王皇后、萧淑妃的残酷迫害，在对褚遂良和长孙无忌等人的处理上，也没有很好地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是个昏庸之君。用昏庸来解释武则天参预朝政的原因，显然是不妥的。
上元二年(675年)，高宗风眩症加重，曾想禅位给则天皇后，“使摄知国政”，正式临朝称制。宰相郝处俊进谏说:“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中书侍郎李义琰也附和郝处俊的意见，高宗无奈作罢。如果说高宗不是昏庸之君，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但如果我们说他真是个昏庸国君，那么史书上描述他尊礼大臣，问百姓疾苦，称为“永徽之政，有贞观遗风”，这又是怎么得来的呢?所谓的唐高宗“昏庸”，至今仍是一谜，令我们左右为难，无法圆满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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