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谈判很奇葩：道光帝因此处置两位大员
道光支持林则徐禁烟，本来是为了银子，没想到这银子还没有弄到手，反被人家打了一顿，羞辱一番。
道光心里极为不爽，于是乎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林则徐身上，批评林则徐“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拏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而生出许多波澜”。
皇帝生气了，林则徐下课。
这事能全怪林则徐吗?没有你道光几次三番的召见，林则徐能禁烟吗?这倒好，出问题了，责任全归林则徐了，要是成功的话，荣誉肯定都是道光领导有方了。
怎么办呢?大兵压境，打又打不过，那就“怀抚”吧。
让谁去呢?林则徐肯定不行了，找来找去就找到琦善了，一是当初琦善不支持禁烟，二是英军到天津时，很多事情都是琦善和英军远征司令谈判的，让英军离开了天津，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这件事肯定不是什么好差事，不论让谁去，都够受的，琦善肯定也不想去，但皇帝之命不敢违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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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在天津，看似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那是表面上的东西，其实，琦善当时就是在糊弄。
琦善也是看到了英国的“坚船利炮”，只是一眼，琦善就断定中国打不过英国，认为决不可与英国打仗。
摸透了道光的心思，琦善知道首要的在解除武力威胁，只要能撤兵，一切好说，甚至不惜屈服求和，而且擅自做主承认英军师出有名，惩罚林则徐，事实上放弃禁烟。
对琦善来说，最要命的是英国人提出的赔偿烟价和战争赔款，他也知道，银子是道光的命根子，皇帝肯定不会同意拿银子，不过为了让英国退兵，道光指示琦善说：“倘该夷始终坚持，该督到粤后，惟当细加访查，当日缴烟究系作何办理，或即作为该督之意，密谕各洋商，以将来如许通商，不但夷人仍可得利，即该商人等亦可照常贸易，获益良多。
”于是，琦善也就含糊其辞地答应了英国人，而英国人由于取到了理想效果，加上冬天快到了，北方海港结冰，军舰不宜久留，于是顺水送人情，同意到广东继续谈判相关事宜。
英国人离开后，道光兑现了琦善的承诺，收拾了林则徐和邓廷桢，为了找回面子，道光大言不惭地说：“并非因该夷禀诉，遽予严议也。
”在道光看来，这事也可以了结了，你们要求通商，答应你们;你们申诉，我收拾林则徐，但这事只是道光一厢情愿罢了。
道光二十二年，道光在上谕中询问福建总兵达洪阿等人：“览奏均悉，该逆夷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束者共有若干人?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此次遣来各伪官，是否授自国王?抑由带兵之人派调?着达洪阿等逐层密讯，译取明确供词，据实具奏;毋任讳匿。
钦此。
”战争都打了两年了，连这些问题都没有搞清，能不失败吗?要是不失败，就是天理难容。
《孙子兵法》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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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容忍皇帝的荒唐，但绝不能接受皇帝的无知，荒唐最多劳民伤财，而无知则会亡国灭种。
看来，清朝的皇帝和臣子们，真的不读书了，就是读书，也死读书，不然何以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呢?开战两年了，竟然连对手从哪里来都不知道，岂止是荒唐，简直是无知加上愚昧。
据《宣宗实录》记载，道光曾反复追问他的大臣：女王有无婚配?和俄罗斯是否接壤?等等。
关注“女王是否婚配”的八卦信息，而不是英国的国力军力之类信息，可能是考虑自己做皇帝有这么多媳妇，那么，英国女王有多少老公呢?道光不了解英国，琦善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本不知道英国人的目的，一如既往地真诚，到广州之后又是拆掉海口防御工事，又是解散防守海口的军队，还裁减了2/3的兵船。
按照琦善先前和英国打交道的经验，自己这么真诚，英国人还能做什么呢?人家外国人就是不吃中国这一套，一看撤防了，就更来劲了，1840年12月谈判开始，这时懿律已辞职，英方谈判由义律一手主持。
义律提出赔偿烟价、军费和在闽浙粤沿海割让一口岸等要求，只有满足这些要求之后才能交还定海。
琦善对这些条件都表示接受，唯对割地一事不敢答应，恐怕皇帝未必肯答允，不敢做主，所以在奏折中假意说：“若仰沐圣恩，假以偏隅尺土，其地亦甚难择”，以作试探。
收到琦善的报告后，道光批示说：“看此光景，该夷反复鸱张，恐难以理喻，必当一面论说，一面准备多方羁绊，待其稍形疲惫，乘机剿戮，方可制伏也。
”道光实在控制不住了，这洋人也太不识抬举了，又下谕说：“匪特地方不能给予尺寸贸易，即烟价亦不可允给分毫。
”道光认为谈判已无希望，下令琦善“勿得示弱”，积极为战争做准备，一是同时命令川、湘、黔三省派军救援广东，二是起用被革职的林则徐等。
道光可以朝令夕改，高兴了和谈，不高兴又要打仗，而琦善怎么办呢?就成了受气的小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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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命令不敢违抗，洋人这边的条件又太苛刻，装孙子人家都不让步，打吧又打不过，洋人实在不给自己这个大清钦差面子。
皇帝不让步，洋人也步步紧逼，琦善的长袖终于舞不动了，1841年1月，英国停止谈判，转而进攻大角、沙角炮台，逼近虎门。
由于拆除了防御工事，遣散了士兵，面对英军的进攻，琦善毫无办法，只得接受英方的条件，和英方订立了屈辱的《穿鼻草约》。
消息传到北京后，1841年1月27日道光帝下令进兵“痛加剿洗”，但2月2日却接到琦善在订立《穿鼻草约》后的报告，说英国人“自知懊悔”，愿交还定海和沙角炮台，只求在香港“泊舟寄居”。
看到有缓和的机会，于是道光继续真诚，对琦善谈判中“委曲从权”、道光在诏书中表示“朕已鉴此苦衷”，并询问“香港地方离省远近若干里，地形宽狭如何，在彼开港，是否有关利害”，堂堂大清朝皇帝居然不熟悉自己的国土。
与此同时，琦善不敢把《穿鼻草约》内容如实上报朝廷，说香港只是让英国人“寄居”，对赔款之事则一字不提。
不久，琦善私自割让香港被广东巡抚怡良上报皇帝。
道光知道后大怒，立即把琦善革职锁拏。
琦善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签下《穿鼻草约》，最后还被革职查办，真是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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