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元帝被俘后下场凄惨：用土囊压死草草葬于郊外
家训和家书，是中华文明的一个载体，从颜之推到林则徐，再到曾国藩，他们都承担了这个使命。他们直接教育的是自己的子弟，间接教育的，却是中华民族亿万的子弟。
他们笔下的思想似乎放之每个时代皆准，然而，多少娓娓道来的教训却饱含着时代的血泪，先贤们是用生命给我们传道，平静而深沉的陈述不是发生在象牙塔里，而是发生在烽火遍布的历史舞台，例如公元六世纪的《颜氏家训》。
巨变梁朝才子皇帝烧书 唱衰读书
公元554年，江南大地弥漫着兵刀和烽火，一座名叫江陵的城市，刚刚经历了梁元帝登基的热闹，又迎来北方铁蹄的踩踏和蹂躏。五万西魏军队撕碎重重军事防线，包围了江陵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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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有文化含量的孤城，里面有一个文化大师级别的老大——梁元帝萧绎，还有一群有文化的大臣。兵临城下之际的九月，南梁小朝廷的君臣却在举行一场规模空前的讲座，主讲者是梁元帝，讲课的内容是《老子》，讲课地点是龙光殿。《梁书》第五卷是这么记载的：“九月辛卯，世祖于龙光殿述《老子》义。”
城外，风雨飘摇，烽火连天;城内，书声琅琅，天花乱坠，一个脆弱的王朝，正在向城外的敌人展示自己强大的文化力量，书本在对抗刀锋。而在这一群人当中，就有23岁的颜之推，他当时的身份是散骑侍郎，奏舍人事，奉命校书。不知道这位书生的心中，在读着“道可道，非常道”的同时，会带着怎样的惊惶和恐惧。
十一月，西魏军队突破江陵城的防线，入城，开始军事上的摧毁，而饱读诗书的梁元帝萧绎，却开始文化上的摧毁。
萧绎没有去检讨军事上、政治上的教训，却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在那些书本上。他命令手下焚烧自己那14万册的藏书，“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有些珍贵的书籍，可能就在那次大火中与中华民族永远告别了。
烧了藏书后，梁元帝又想把自己满肚子的书也烧掉，于是奋身往火堆里跳，被左右拦住。他觉得不仅是自己的王朝完蛋了，连带着文化也完蛋了，于是拔剑击柱，哭喊：“文武之道，今夜尽矣。”
萧绎将一肚子失败的怒火发泄在文化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是中国史上罕见的才子皇帝，“博综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恐怕是中国皇帝中综合文化素质最高的。文化成就了他，他也成就了文化，但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却没有与文化形成良好的互动，终致亡国。因此他烧书时的理由是：“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这是明显的唱衰读书，恐怕也是级别最高的读书无用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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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崩溃?不一定是身临绝境，毫无退路，而是彻底否定自己所擅长的，怀疑自己所喜爱的。梁元帝的文化观崩溃了，这个王朝在十四万卷书的残烬中崩溃了，但是不是读书真的无用，南朝的文化真的崩溃了?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文化在这次江陵城的沦陷中走到尽头，那么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繁华大唐，不可能有后来的初唐四杰，李杜文章……
梁元帝太悲观了，太小看文化了，他完蛋了，但不等于文化完蛋了。不要忘记了，这江陵城的战俘队伍中，还有一个叫颜之推的小官吏。
梁元帝被俘后，下场很凄惨，被敌人用土囊压死，然后草草葬在郊外。满肚子的史书文章、锦绣文采，就这样被一堆荒草掩埋了。
野蛮的西魏军队又进行了大肆的掳掠，据《资治通鉴》第165卷记载，西魏军队将城中数万男女当成奴婢赏赐给军队，强迫迁往长安，而弱小的孩子被丢弃或杀害，“尽俘王公以下及选百姓男女数万口为奴婢，分赏三军，驱归长安，小弱者皆杀之”。只有三百多户人家，得以免于这场强迫迁移的灾难。
此次迁移规模，有一种说法是在140万人左右，数据无从统计，但起码是几万人，而颜之推就在这支被驱赶的战俘队伍中。在迁移途中，因为饥饿和严寒，因为战马的践踏，战俘们死亡率达两三成，《资治通鉴》第165卷记载，“冻死者填满沟壑”，“而人马所践及冻死者十二三”。
悲惨的事实并没有因为迁移完成而终止，到长安后，这些幸存的男女都被贩卖为奴隶。不过，就算做奴隶也是有区别的，因为还要看你有没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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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是一个贵族的国度，只要你是贵族，可以不读书，不学无术，却可以享有荣华富贵。然而，一旦到了西魏王朝的地盘，这套门阀制度在西魏人眼中不起作用，他们对战俘一个个进行甄别。他们问身份，你回答说：“我是贵族，是王谢家族的。”西魏政权会继续问：“会不会写字写文章?”如果你说：“不会。”西魏人就会呵斥：“去，给我去种地看马。”如果你回答：“我不是贵族，也没啥文化，只会读《论语》和《孝经》。”西魏的官吏却会马上扶你坐好，恭恭敬敬对你说：“老师，教教我们文化吧。”
这一切都被战俘身份的颜之推看在眼里，记在他的《颜氏家训》里：“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所谓“百世小人”，即在南方时，世世代代是平民，因为有了文化，到了北方，反而受人尊敬。倒是那些不通晓文化的贵族，虽然世代“冠冕”，但一到了北方，这一切都归零，他们不得不被派去干与自己以前身份不相符合的粗活，从此失去了在中国文化上的话语权。不怪战争对他们不公平，只怪自己不争气，贵族身份耽误了他们。
而颜之推本人正因为有文化，而且不是一般的有文化，所以受到了不一般的欢迎。他后来辗转到了东边的北齐，被任命为平原太守。到隋朝，他被太子杨勇召为学士。
这前后的对比太具有讽刺意义了。在江陵那场焚书的熊熊大火中，读书人的代表梁元帝萧绎大呼读书无用，文化已完蛋，但是在那群征服南朝的人当中，文化却受到尊重。梁元帝因为文化而毁灭，颜之推却因为文化而保存。
其实，中国文化的轨迹当时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一向被视为野蛮民族的北方政权，也正在努力向南方所持有的文化靠拢，在此半个多世纪前的北魏孝文帝就已经在大胆地汉化。对于这一批北上的战俘，他们也以文化筛选的目光进行区别对待。历史是残酷的，但是残酷也不会淹没合理的发展，在野蛮的军事迁移过程中，文化也完成了向北方的蔓延扩展。颜之推就是这次迁移当中的亮点。
血泪总结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读书、放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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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在北方安定下来，有了家庭，有了子孙，他想起曾经的迁徙，曾经的战乱和苦难，觉得应该把这些感悟传递下去，于是，有了千古流传的《颜氏家训》。
在家训中，他痛斥南方贵族子弟享受荣华富贵却不学无术，“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明明是爷们，一个个却都很娘炮，“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他们的不读书，所以其文化层次与其贵族身份很不符合，吟诗作赋时，他们就请枪手作答。别看他们拽得一个个像神仙似的，“望若神仙”，可是一旦碰到战乱，他们的贵族资本不会跟着他们一起跑，到了北方，被当成“驽材”看待。倒是那些有文化有特长的人，能随时谋取生存，“有学艺者，触地而安”。
颜之推从战乱中的遭遇得出结论，一定要在心中“常保数百卷书”，这一句话和梁元帝的“读书万卷，犹有今日”遥相呼应，一个在绝望中毁灭，一个在希望中倡导，谁对谁错，历史已给出了答案，答案就是后来璀璨的大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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