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毒誓不可信：乾隆为何忤逆雍正生前旨意？

咱们国人有一种圣旨崇拜，认为皇上开了金口，就是玉律。有故事传说唐朝时节，湖南有个在长安做官的人想为家乡做件好事，便在皇帝每日出行的路上用蜂蜜写了一行字“澧州粮米可免”。皇上那天出来看到密密麻麻的蚂蚁在那行字上爬，信口念道“澧州粮米可免”，那湘籍官员“扑通”一声跪了下去，立刻“谢主隆恩”。据说皇上非但没有办他捉弄之罪，而且兑现承诺，不再收澧州粮米税收了。此种佳话多矣，可信度有多高呢?

雍正的金口就信不得。雍正不但空口无凭，他信誓旦旦写的保证书，甚至他指天画地发的毒誓，也多半不可信。

雍正初年，湖南有个小秀才曾静，不知道哪根神经短了路，突然想起造反来了。他听说岳飞有个后代名岳钟琪者，在川陕当总督，权力很大，而且拥兵十万，他就臆想开了：岳钟琪是民族英雄之后，而所谓民族英雄者，实是汉民族之英雄，只会忠汉统，不可能忠满统的。在这臆想推理中，他写了一封造反信，效仿骆宾王骂武则天，骂雍正弑父杀兄，夺母占媳……总结了八罪十罪的，总之是把雍正骂得一团糟，简直不齿人类，狗屎不如。

曾静这案子几乎众所周知，不说也罢。有意思的是，雍正对这案子的处理出人意料。也许严重的问题确实是教育群众，雍正把曾氏进行一番思想改造，硬把他给“教育过来”了，不杀他了，而且派遣曾氏到全国各地去宣讲政策，现身说法。犯了如此造反大罪与骂君大罪，每一罪都够曾氏死一千次，难道真不杀了吗?不但曾氏惶惶不可终日，而时人也是多有疑心的。这时候，雍正放下身段，向曾氏、向群众写起保证书来了：我发誓，我绝不杀曾静，而且“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求杀戮”。

这话放在雍正时是天宪，放在其子乾隆时是祖宪，都是铁书写死了。看来曾氏应该是“改了就是好同志”的了，睡到自然醒、活到自然死没什么问题的了。然而，言犹在耳，乾隆一上台，就完成他老爹没完成的“恨事”，把曾静拉到菜市口，“咔嚓”一声割了头：“曾静大逆不道，虽处之极典不足蔽其辜!”切齿之状，宛然在目前。

誓言大概也是分档次的，根据兑现的自觉程度，也许可分为诺言、誓言、毒誓吧。骗你是狗狗，骗你天打雷劈……这样的誓言才有点发誓的样子。雍正给曾静吃的那颗定心丸，介于诺言与誓言之间，采信度不高，也是自然。可是，雍正发了毒誓，就一定可信吗?未必!

雍正接康熙之班，有所谓“传位于十四子”的野史传说，这个事情真确与否，实难断言，但是，雍正上台，靠的是年羹尧与隆科多等几个心腹大臣，那是连雍正也承认的。年羹尧对雍正恩莫大焉，要是市民之间的话，雍正早该垂泪下跪，对着年氏谢“再造之恩”了。确实，年氏对雍正不但有扶植之恩，而且有保其江山之勋。雍正初登大位，青海发生叛乱，年氏奉命出征，一举平息。年氏南征北战，为雍正尽犬马之劳，雍正对他感恩戴德，非比寻常。

年氏有次又要出征，不知从哪里听到了一些什么风声，有点踌躇。雍正见之，不是臣子向皇上表忠心，而是倒了一头，皇上向臣子发誓了：“尔此番出征，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看看，拿天拿地拿神明说话了，“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人民也。”读到这段话，老实说，如果不是那一口一个朕字，那么，没几人相信这是皇帝在说话，倒像山野草民市井小民在那里赌咒：我肯定不会对不起你，如果对不起你，我当你的儿子;如果我的儿子对不起你，那不是我养的儿子，是狗娘养的儿子!他不但将自己拉在誓言里，而且将全国人民都拉在誓言里，而且将子孙万代都拉在这誓言里。这都是当着天发的，当着地发的，当着三尺头上有神明发的，实在不是一般的誓言了，是很毒很毒的毒誓了。

其实，雍正在发这番毒誓之时，他已经准备对年氏下毒手了。年氏自恃劳苦功高，越来越不像话了，不可一世，唯我独尊，将权柄操持己手，大有逾制之处。年氏吃饭叫做“用膳”，请客叫做“排宴”，接见部下叫做“引见”，送人东西叫做“恩赐”，有皇帝那般排场了。不但臣子向雍正告阴状，雍正自己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万事俱备，只欠时辰，时辰一到，就举屠刀，杀无赦!雍正上回处理曾静，交给子孙去办，为什么?因为上回他没发毒誓;这回就不给后代出难题了，让子孙担起毒誓，总是不好的，他就负起全责了。

朱元璋也曾给帮他打天下者发过许多免死铁券，但他想杀谁不是照样杀了?皇上的金口可信么?皇上的圣旨可信么?皇上的毒誓可信么?皇上的铁券可信么?

再举个小例：几乎所有皇上，其在台上台下都喊过“帝王之政，莫要于爱民”的口号，都刷过“从来为治之道，莫先于爱民”的标语，都做过“导民务为第一要政”的文章，一副群众利益至上、以民为本的模样，到头来看，践诺者有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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