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充怎么死的，杜充生平简介

杜充是宋朝叛臣，曾担任宰相一职，但他因为害怕和金军开战，是直接放弃了抵抗，导致河北地区彻底沦陷。可以说，杜充时导致北宋疆域大量丢失的关键人物，但他却能在南宋初年担任宰相，也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历史上，这个职位的大臣还做出卖过举措的也是屈指可数。那今天就准备跟大家讲讲杜充的生平，以及他最后的结局，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来看看下文。

1、邀功求名

杜充于“绍圣间，登进士第。”金榜题名的进士均为才高八斗的天子门生，风度翩翩的温雅文人。唯独杜充是个“猴子穿西装——人面兽心”的另类。他因“喜功名”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残忍好杀”的极端手段登上权力的顶峰。

他出任沧州知府期间，“时金人南侵”。许多不堪忍受金人折磨的燕地百姓携家带口逃往沧州，或寻亲访友，或自行定居。难民鱼龙混杂，难免会有金国奸细混迹期间。杜充发现并处死几个金国奸细后，丧尽天良地下令，将难民不分男女老幼悉数杀害。他上书朝廷，得意洋洋宣称自己为防患于未然，已将改扮难民的金国奸细全部清除，沧州因此固若金汤。

朝廷对他令人发指的残忍好杀极为欣赏，肯定他非常时期采用斩尽杀绝的霹雳手段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由此将其擢升为北京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县)留守。

杜充踏着难民的鲜血出任新职后，适逢金国第二次兵分东西两路大举伐宋，企图合围开封。金国东路军长驱直入，兵锋直抵大名府。大名府守军人心惶惶，杜充却大言炎炎说自己早有妙计退敌。他拍着胸向部下保证：“帅臣不得坐运帷幄，当以冒矢石为事(我不但能运筹帷幄，还能冲锋陷阵)！”

守军瞪圆了眼看杜充如何出招应敌，杜充果然在金兵逼近时放了个丧尽天良的大招：开决黄河大堤，让黄河水从泗水入淮以阻挡金兵。金兵猝不及防，被滔滔黄河水拦住去路，不得不暂缓攻势(此举在抗战时期被蒋氏复制为“花园口决堤”)。但是，杜充此举，使富饶繁华的两淮地区瞬间沦为黄泛区，使近千万灾民无家可归，沿岸百姓被淹死二十余万人，饿毙与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更是难以统计。

杜充上书朝廷，洋洋得意汇报“开决黄河大堤以迟滞敌军攻势”的战略目标胜利完成。宋廷还来不及封赏杜充，金兵东西两路大军已经将京城开封围得水泄不通。数月后，“靖康之变”发生，金兵俘徽钦二帝北返，北宋亡。

康王赵构为继承宋祚，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仓促即位为宋高宗。迫于全民抗金的情势与巩固政权的需要，他在李纲力荐下，任命名将宗泽担任东京开封府留守。宗泽为完成恢复河山的重任，坐镇抗金前哨开封，殚精竭虑，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和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将黄河以北的抗金义士和反金队伍攥成铁拳，多次阻粉碎金兵大举进犯，保卫住南宋半壁江山。宗泽积劳成疾病逝后，宋高宗想起“屡建奇功”的杜充，下达最高指示：令杜充接任开封府留守。

2、无德无才

在朝廷心里，杜充屡建奇功，是风雨飘摇的南宋大厦的顶梁柱。而在同僚眼中，杜充仅是个志大才疏、尸位素餐的高官而已。

杜充镇守大名府时沽名钓誉，收买人心，“名称甚盛。”属下郭永慕名上书，提出多条颇具前瞻性的抗金策略，迟迟不见回复。一日，郭永斗胆质问杜充是否看过自己的建议。杜充漫不经心回答：“哦，还没来得及看！”郭永气冲牛斗，当面指斥他：“您人有志却无才，喜好声名却不付诸行动！骄矜自负却想收获声誉。像您这样的人，怎么能担当大任！”杜充自知理亏，不敢反驳。“大惭。”

杜充并未认真反省，接替宗泽继任开封府留守后，他新官上任三把火，“尽反(宗)泽所为”，将宗泽留下的一把好牌打得稀巴烂，把自己“短于谋略”的短板发挥到极致：

第一把火，烧毁宗泽北伐部署。前锋部队已按宗泽部署抵达冲击出发阵地相州，与敌展开正面接触。后续部队却遭继任的杜充阻止，导致前锋部队因孤军深入而全军覆没、相州陷落。

第二把火，“泽所结两河豪杰皆不为用。”宗泽在任时，将北方形形色色的抗金武装铸成抗金的铜墙铁壁，“一呼，而河北义旅数十万众若响之赴声。”杜充却采取赶和杀的卑劣手段，彻底拆毁抗金联盟，还为渊驱鱼将已被宗泽招抚的数支抗金武装视为潜在敌人暗加以排斥，致使这些武装军心动摇，相继哗变。后人公正评价道：“宗泽在则盗可使为兵，杜充用则兵皆为盗矣！”

第三把火，罔顾大局，排除异己。他命令刚从西京返回开封的岳飞率部袭击守护京师东南西三个方向的部队。岳飞不肯自相残杀，抗命不从。杜充以军法勒令岳飞出兵。岳飞无奈出战，以八百人大胜数万人，为杜充解除了心头大患。

杜充砍完这三板斧，又因“短于抚御，人心疑阻”，使得“两河忠义之士往往皆引去。”正直的东京留守判官宗颖不忍见宗泽的抗金大业毁于一旦，上疏弹劾杜充的种种过失。朝廷置若罔闻，反而“谓充有威望，可属大事。”

金兵南侵进袭宋高宗栖身的扬州，宋高宗一口气逃到杭州，其后移驾建康(今南京)。杜充见势不妙，以“勤王”为名，擅自决定离开危机四伏的开封府，撤往相对安全的建康府。

3、战败降金

岳飞接到杜充“弃京师，之建康”的军令，痛心疾首劝谏：“中原之地尺寸不可弃，况社稷、宗庙在京师，陵寝在河南，尤非他地比。留守以重兵硕望，且不守此，他人奈何？今留守一举足，此地皆非我有矣。他日欲复取之，非捐数十万众，不可得也。留守盍重图之。”杜充充耳不闻，岳飞无奈，“遂从之建康。”

杜充率部弃城南撤，将开封拱手让给金国，罪不容诛。宋高宗却大肆表彰他率部南下勤王的一片衷心，高度评价杜充死守开封近一年来的丰功伟绩，称赞他“徇国忘家，得烈丈大之勇；临机料敌，有古名将之风。比守两京，备经百战，夷夏闻名而褫气(慑于声威，丧失胆气)，兵民矢死而一心！”有皇帝定了调子，杜充因祸得福破格升为任右相。

1129年秋，金兵占据开封后，兵分多路进犯江南，企图一举灭亡南宋。宋高宗再次南逃前，诏令杜充担任江淮宣抚使，全面负责长江防务，留镇建康。杜充肩负着江浙抗金重任，却“日事诛杀，无制敌之方，识者寒心。”

金兵和叛将李成的队伍已经推进至距建康仅百里的乌江，杜充还在欺骗朝廷自己正“督师诣采石防守。”因毫无御敌之策，杜充只能自欺欺人，“闭门不出，诸将屡请，不答。”岳飞忧心如焚，在他寝室外苦谏：“敌军近在淮南，睥睨长江，包藏不浅。在此生死存亡之际，您竟然天天如度假般悠闲，丝毫不理军务。万一敌人察觉我军懈怠而大举进攻，您这样当甩手掌柜，能保证诸将听命吗？如果诸将不听命，导致金陵失守，您还能在此高枕无忧吗？”

岳飞越说越动情，“流涕被面”，反复请求他出去检阅部队。杜充不为所动，随口敷衍：“好的，来日我会到江边巡视！”话虽如此，杜充始终没有前往前线视察防务。

间谍向杜充报告，叛将李成的队伍战斗力不强。杜充顿时来了精神，马上调兵遣将打算吃掉李成这个软柿子。不料此时，金兵已开始由马家渡大举渡江。杜充闻讯吓破了胆，“以其兵六万人列戍江南岸”，自己却当缩头乌龟，“闭门不出”。部队因为没有统帅统一指挥，顿时乱成一锅粥。南岸失守后，“敌遂过江。”杜充这才急红了眼，急派岳飞“等十七人，领兵二万，从都统制陈淬与虏敌。”

关键时刻，有的将领临阵脱逃，有的将领杀身成仁，有的将领浴血奋战。因寡不敌众，南宋守军最终被击溃四散，江南防线全部陷于金兵铁蹄，江南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而罪魁祸首杜充“闻军溃”后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欲乘舟出奔。”他的船才打开水门，就被争前恐后从此处逃命的士民们堵住去路。杜充逃命心切，派人去欺骗百姓：“大家赶快让路，杜大人要亲自前去迎敌！”百姓们哄然大笑，齐声反唇相讥：“我们不是逃命，也是去迎敌！”将杜充的逃路堵得严严实实。坊间到处传言：“杜相公平时枉杀了多少人，如今形势紧急，竟然想自己先逃命！”杜充闻讯，生怕无法出逃，只得忍痛“命军士人犒银、绢十匹、两”，终于率三千精兵冲出水门逃命而去，直奔真州(今江苏扬州仪征市))，率亲兵三千弃城逃到江北的真州，栖身长芦寺。

真州守将反复劝谏杜充去与宋高宗会合，但杜充已经被金兵打到怀疑人生的地步，根本不相信在金兵铁蹄下南宋还能苟延残喘。识时务者为俊杰，杜充已经“畜异志“，断然否决了守将的建议。

杜充有个好友早已降金，见杜充穷途末路，于是写信劝降。杜充收信还在犹豫不决，金帅完颜宗弼索性再遣使给他送上一颗定心丸：“您若降金，我大金会给予您与张邦昌(伪齐皇帝)相同的待遇！”杜充利令智昏，终于决定“叛降金。”于是，杜充从堂堂大宋右相，变成摇尾乞怜的叛臣。

4、死有余辜

卖国求荣的杜充卑躬屈膝进入金帅完颜宗翰军营，粘罕对这条摇尾乞怜的丧家犬充满鄙视，拒绝兑现诱降时的承诺，“久之，命知相州(今河南北部安阳市与临漳县一带)。”杜充在任期间猜忌他人，威逼下属，与同僚关系极差。许多人铆足了劲，想在关键时刻落井下石除去杜充。

他们还真等到了机会：杜充的孙子从南宋逃奔到金国投靠爷爷，相州副知府趁机诬告杜充依然和南宋朝廷藕断丝连，明显是南宋的奸细。完颜宗翰早就看杜充不顺眼，于是领部下逮捕杜充严刑拷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竹签扎指缝、“炮掠备至。”杜充知道一旦屈打成招便无活路，因此打死不承认。完颜宗翰因无真凭实据，只好放了他，顺便问道：“您还想回归南朝吗？”杜充摇尾乞怜：“元帅敢放我，我也没胆儿回南朝啊！”

完颜宗翰对这个软骨头嗤之以鼻，冷笑一声，不置一词。因杜充毕竟在南宋位高权重，为兑现承诺，他依然保奏杜充在金国步步高升，担任有职无权的职位，让他最终官至行台右丞相。

1141年，宋高宗与金国签订丧权辱国的绍兴和议。在金国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杜充身染重病，一命呜呼，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杜充从南宋高官变身金国降奴，固然有其人品低下因素和个人利益考量因素。但是，杜充自始至终毫无真才实学，只会昧着良心甩花枪博朝廷眼球以图登上仕途捷径。而以宋高宗为首的朝廷只看杜充光鲜的表面，而不洞察其险恶用心，将其步步拔擢视为栋梁。而杜充早已心怀鬼胎，关键时刻卖国求荣卖身投靠。与其说杜充人品低劣，倒不如说是以宋高宗为首的朝臣瞎了眼，将半壁江山付与奸佞，将自己和南宋朝廷的脸打得啪啪响！

【作者简介】许云辉，男，1984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云南省保山一中教育集团高级讲师。曾出版专著两部，在省级以上文学刊物发表文章六十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