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躺赢”的黎元洪，究竟算不算幸运?

1916年，袁世凯去世，按照《中华民国约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职权。

黎元洪本以为自己当了总统，可以不再受窝囊气。然而，他上任后才发现噩梦并没有结束。

极力支持黎元洪当大总统的人是段祺瑞，但这并不是因为段祺瑞对黎元洪别有所爱。因为无论资历还是实力，黎元洪都无法与段祺瑞等量齐观。

段祺瑞在北洋军阀集团可以说是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二号人物，与王士珍、冯国璋并称为“北洋三杰”，前清时期，他曾当过统制、军统和提督，还一度署理湖广总督。拥有留学德国背景的他，长期主办各军事学堂，北洋军界的很多将领，不是他的部属，就是他的学生，可以说是门生故吏遍天下，在北洋军阀集团内部树大根深。

相比之下，黎元洪的资历就寒碜的多，他只是湖北新军一个小小的协统。武昌起义爆发后，因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领袖不在武汉，为了避免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新军才力推黎元洪成为军政府都督。据说他一开始不愿意，躲在床底下不出来，直到被新军硬拖出来才心不甘情不愿的上任。这使得黎元洪成为社会上众口皆知的笑料，人们都称呼他为“床下都督”。但实际上这只是《震旦民报》主笔蔡寄鸥编的故事，并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证明。

实力强劲的段祺瑞不得不支持黎元洪当总统，是因为黎元洪是当时唯一合法的接任总统职位的人选，段祺瑞不敢强行取而代之。而且黎元洪几乎没有自己政治基本盘，他当大总统，国内各派政治势力都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西南军阀甚至直接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作为南北议和的先决条件，不然咱就接着干。此外，列强也对黎元洪继任总统表示支持，日本内阁甚至决定，只要黎元洪深明大义，能够放弃袁世凯政府的排日政策，“则日本不辞援助黎氏”。

段祺瑞在经过反复的衡量后，对于黎元洪继任总统只得举双手双脚赞成，自己只出任国务总理。

但是满腹委屈的段祺瑞肯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因为《中华民国约法》规定政体采用的是总统制，而不是责任内阁制。一开始他想把总统独裁制变为责任内阁制，然后让黎元洪当傀儡总统，自己则以内阁总理的身份，独揽大权，实行军事独裁。这显然是行不通的，除非段祺瑞愿意放弃袁世凯制定的这部所谓的新约法。

可是，如果废除这部新约法，恢复旧约法就是宋教仁主导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必然会带来令段祺瑞更头大的问题。旧约法规定的政体虽然是责任内阁制，但是如果恢复旧约法，就必然要恢复旧国会，而旧国会中国民党议员占绝对多数。这些国民党议员自有主张，绝不会听命自己的摆布。

天不遂人愿，在蓬勃高涨的反帝运动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他最后又不得不恢复了旧约法与旧国会，段祺瑞当选为内阁总理。

作为内阁总理，段祺瑞掌握中央政府实权，按理说只要他愿意跟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黎元洪和睦相处，那么中国的政局就能稳定下来。但是段祺瑞心高气傲，怎么看黎元洪都觉得不顺眼，他甚至认为，定期向黎元洪汇报公务太有失自己的身份。于是，“恒匝旬不一晤总统，惟见有院秘书长来往传达于其间。”也就是说，他自己尽量少跟黎元洪见面，有什么事都让国务院秘书长去传达。

这个国务院秘书长的职位，段祺瑞给了自己的心腹徐树铮。

徐树铮自小就有神童之称，尤其擅长舞文弄墨当年呼吁清帝退位的四十二名清军将领的联名通电就是出自他之手。很多这样的人都会恃才傲物，不可一世。

打一开始，黎元洪就反对徐树铮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因为后者盛气凌人的作风早已众所皆知。但是，在段祺瑞强硬的态度下，黎元洪只得选择妥协。

徐树铮上任后，把黎元洪直接定位为一个工具人。在他眼里，自己和段祺瑞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项决策，黎元洪只要负责签字盖章就行了。

他去总统府向黎元洪汇报公务或呈送公文，只要黎元洪对公务稍有询问，他就会不耐烦的以“事经阁议，内阁负责为对抗”，根本不屑于解释。有一次，山西省同时更动三厅长，黎元洪便问是何原因，徐树铮竟然答道：“总统但在后页年月上盖上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气得黎元洪七窍生烟。如果黎元洪再多问一句，他就会以辞职要挟。

更过分的是，徐树铮有时连汇报都懒得去做。比如派遣曹汝霖赴日赠勋，外交部早在1916年10月就已经告知日方。这件事关中日邦交的大事，黎元洪却一直不知道。国务院与驻日公使章宗祥就此事来回磋商的电报，黎元洪也一个字都没有看到过。徐树铮已经不是在轻视黎元洪了，而是彻底的无视。黎元洪曾愤怒地对左右说：“我本来不要做什么总统，你看他们眼中哪里有我！”

徐树铮甚至明文规定国务院凌驾于总统府之上，为此，他制定了《府院权限节略》和《国务院兼办总统府收发》两大通告，试图将总统府的所有事权都剥夺。你不是喜欢在签字盖章时问三问四吗，那好，你现在连签字盖章的机会都没有了。

黎元洪在继任总统时就知道自己不可能掌握多大实权，但是想不到徐树铮连最基本的面子都不给他。没有基本的尊重也就算了，徐树铮还一再地有意挑衅，要知道三国的曹操都好歹给汉献帝一些表面上的尊重。

不过，黎元洪虽然气得想吐血，但是拿徐树铮也没有任何办法，毕竟徐树铮的背后是段祺瑞。没有段祺瑞的授意，徐树铮敢这么专权擅势？后来兼任过总统府秘书的韩玉辰回忆说，黎元洪曾经愤懑不已：“昔日受项城（即袁世凯）屈辱，今又见侮于段。”

就在黎元洪打碎牙齿和血吞的时候，突然有了两个神助攻，其中之一就是新上任的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此人1904年东渡日本就读法政大学，毕业归国后创立保矿会，反对德国侵占山东矿区。1911年为省咨议局议员，1912年当选为临时参议院议员。他还是北京“报界三杰”之一，在舆论界有相当的影响力。

作为一个山东人，丁世峄生来就有着强悍的作风，他对总统府秘书韩玉辰说：我一定要跟“歪鼻子”（据说段祺瑞生气时鼻子会歪）较量一番。韩玉辰问道，如果治不了他，坏了事怎么办？丁世峄豪气干云，说那也得试试。

新官上任三把火，丁世峄一上台，就提出《府院办事手续草案》，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总统得随时出席国务会议；二是所有国务院议决事件及任免官吏命令须经该管部长官同意后，再呈大总统盖印，如总统有不同意见时，得交回国务院再议。这就明确提高了黎元洪的权限。

丁世峄还酝酿了一个总统掌握军权的计划，他放出风说：“所谓责任内阁制，应当是政治上的责任内阁制，军事上应该是总统负责制，毕竟大总统才是中华民国的海陆军大元帅嘛，大元帅不抓军队还叫什么大元帅？”

段祺瑞立刻展开反击，指责这个草案是要破坏《临时约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意图恢复总统制。徐树铮更是痛骂丁世峄为总统府四凶之首，极欲除之而后快。

段祺瑞还放出风声说：“总统抓军事很好嘛，干脆恢复总统制吧，段某再次归隐山林了，请黎大总统一个人干吧。”

如果讲道理，段祺瑞的话并没有错，中华民国既然实行责任内阁制，那么总统就不应该掌握军队。

黎元洪还真怕段祺瑞撂挑子不干，因为如果段祺瑞内阁倒台，那么国民政府将没有力量控制局面。黎元洪只好赔着笑脸，派人去请段祺瑞回来上班。最后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妥协，大总统不再要求列席国务会议，但是大总统有权对国务会议决议提出质疑，后者必须复议一次。

可是，总统府和国务院的关系并没有因此得到好转，因为徐树铮还在，他依旧对总统府的人横眉竖目，动辄训斥。

黎元洪自己没有反击，但是他的亲信国会第一大党宪政商榷会的韬园派领袖孙洪伊看不下去了。孙洪伊虽然是国务院的内务总长，但是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与黎元洪打得火热，俨然以黎元洪的“高参”自居。他也是争强好胜的性格，对于徐树铮嚣张跋扈的作风早已不满，因此每次国务会议，他都要跟段祺瑞、徐树铮展开正面交锋，双方唇枪舌剑，常常闹得不欢而散。

双方的第一次激烈冲突是徐树铮擅自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布调令，命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四省军队会剿护国军李烈钧部。按照国务院职权规定，院秘书长只能列席国务会议，但是没有发言权和表决权。徐树铮在国务会议上大言炎炎也就算了，他居然在没有征求黎元洪的同意下，就擅自发布讨伐令，等于直接打了黎元洪大总统的脸。孙洪伊愤怒地指责徐树铮侵越职权，徐树铮则指责孙洪伊私通报馆，泄露国家机密。

双方的第二次激烈冲突是一个湖南议员提出要查办现任福建省长胡瑞霖，理由是其在任湖南财政厅长时有贪污劣迹。胡瑞霖是皖系的人，徐树铮接到议案后，没有经过国务会议讨论，也没有让内务总长孙洪伊知晓，便擅自以国务院的名义为胡瑞霖辩护，并将议案驳回。

孙洪伊得知后怒火中烧，他直接找到段祺瑞：“对民政长官的处分属于内务部的职权，我自己分管的事情，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这算哪门子王法？如果秘书长可以包办一切，那我这个内务总长还做它作甚？”

徐树铮在这两件事情上的所作所为，连段祺瑞都觉得太过分了。他要求徐树铮将咨文追回，徐树铮因此对孙洪伊恨之入骨。

段祺瑞也逐渐将孙洪伊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只要这个人还在内阁，整个内阁就永无安宁之日。

后来，段祺瑞拿着将孙洪伊免职的命令交给黎元洪，说：“总统要是不肯免孙洪伊的职，那就把我免职了吧！”

面对段祺瑞的威胁，黎元洪又一次选择了退让。但是孙洪伊毕竟是自己的人，将他免职未免太伤感情，于是他建议：“免职令还是不下的好，让他自动辞职吧！我来给他做做工作！”

但是孙洪伊不是那种倒霉认栽的性格，他放出狠话：“政治家要硬干，无论若何牺牲，绝不辞职！”他联络另一位狠人丁世峄，发动倒阁攻势。韬园派议员数十人在国会提出查办徐树铮案，列举徐树铮七大罪状。同时，他们也酝酿着弹劾段祺瑞。

孙洪伊和徐树铮斗的不可开交，局面一发不可收拾。没办法，黎元洪只好把北洋系大佬徐世昌请出来调解，最后将孙、徐两人同时免职，才暂时稳定了局面。

张勋

孙洪伊和徐树铮的斗争平息后，一战的参战问题又浮上了水面。段祺瑞主张中国对德宣战，黎元洪则不同意对德宣战。段祺瑞见无法说服黎元洪，就效仿袁世凯的做法，采用暴力胁迫的方式强迫国会通过了对德宣战案。

真相被揭露后，段祺瑞成为全国舆论的众矢之的。加上报界披露出这这位内阁总理竟然向日本借款一亿，使得段祺瑞成为人人喊打的奸人。有了舆论的支持，黎元洪的腰杆子终于挺了起来，他下令免去段的总理职务，这一免职也立即被参众两议院通过。

段祺瑞怀恨在心，在天津策划皖奉等北洋8省“独立”，通电要求解散国会和段祺瑞复任，否则即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安徽督军倪嗣冲对黎元洪发出杀气腾腾的威胁：“黎总统听信群小，排斥正士，暴民盘踞国会，勾结府中，以夺取政权，须以武力驱逐之。”

在这种命悬一线的情况下，张勋让黎元洪看到了最后的希望。张勋告诉黎元洪，他可以出面充当调停人，保证让黎元洪和段祺瑞言归于好，尽弃前嫌，一同走向美好的明天。

黎元洪紧紧地抓住了这颗救命稻草，却不知道这颗稻草的真实目的，那就是借此机会名正言顺的带领辫子军进入北京，恢复大清王朝的统治。

后来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1917年7月1日，张勋果然让溥仪穿上了久违的龙服，“临朝听政，收回大权”。前清遗老“老怪物”梁鼎芬奉命来到总统府，让黎元洪“听旨”交出政权。

黎元洪厉声喝道：“先生若以清室遗民来与元洪话旧，自当竭诚欢迎；若为复辟而来，今天我是大总统，我统御无方，使逆贼叛变民国，我当为民国尽忠，你是清室大臣，你也该为清室尽节，我们同归于尽吧。”梁鼎芬自讨没趣，一言没发走人。

一向软弱的黎元洪这次在原则上没有选择退让，坚守住了民国最后的尊严，坚决不交权，总统府仍是五色旗飘扬，后来章太炎曾称赞黎元洪为“继大明太祖而兴”。

同时，黎元洪暗地签发总统令，恢复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令其出师讨伐张勋。段祺瑞立即抓住这个“吊民伐罪”的机会，举起“讨逆”的大旗。张勋的军队也实在是不争气，段祺瑞的军队刚到北京，就立马作鸟兽散。段祺瑞要是看过《西游记后传》，肯定会指着张勋说“我还没用力你就倒下了”。

复辟的闹剧落幕后，段祺瑞派人到日本使馆迎接黎元洪复职，此时的黎元洪却自称“堕溷之花”，绝不“再登茵席”。这个大总统他确实是当得心力交瘁，光是为了应付徐树铮他就已经发际线岌岌可危了。此时，无官一身轻，岂不是更好地选择？

一个手上没有武力的总统，尽管试图守护民主共和的试验田，却一再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碰壁。加上黎元洪本人的性格太过暗弱，导致他缺乏坚决斗争的魄力。当孙洪伊等人以无所畏惧的精神，与军阀势力正面交锋之时，黎元洪却没有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为了维持一个镜花水月般的和平局面，他常常选择退让，以此来息事宁人。

严复后来评价黎元洪说：“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以柔暗故！遍读中西历史，以为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

最后再来说说黎元洪的死对头徐树铮，尽管他一生充当段祺瑞最锐利的爪牙，但是，他后来却没费一枪一弹，完成了使外蒙取消自治的任务，为维护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然而他的性格却一直没有改变，后来，他又得罪了直奉两派势力，而段祺瑞不愿抛弃自己的左膀右臂。于是，徐树铮的去留成为直、皖战争的导火索。

最后，军阀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皖系军队兵败如山倒，段祺瑞跟徐树铮一同走出了历史的聚光灯。

从个人结局的角度说，黎元洪本身的确有些幸运，只是当它被幸运地推到历史舞台的中心时，对于一个时代来说，却是不幸的。

参考资料：

1、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中国出版集团，2019年

3、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