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医要做什么工作

御医的工作是为帝后妃嫔诊病、配药，提供保健意见等。因为诊治对象的特殊性使其工作也具有一定的特点，与一般的民间医生迥异，主要表现在工作对象生理病理特点、工作模式及施治方法几个方面：

（1）服务对象的生理病理特点

御医的服务对象大多是帝后妃嫔、王公大臣等贵人，个个位高权重。这些人大多锦衣玉食，四体不勤，又多劳心思虑，故而他们的生理特点和疾病谱相较于普通人是有差别的。如《灵枢·根结》谓“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体柔脆，肌肉软弱，血气慓悍滑利，其刺之徐疾浅深多少，可得同之乎？……膏粱菽藿之味，何可同也。”

《素问·通评虚实论》：“凡治消瘅、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甘肥贵人则高梁之疾也。隔塞闭绝，上下不通，则暴忧之病也。”《素问·疏五过论》“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伤败，及欲侯王。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如上诸多论述，说明贵人的生理、病理、疾病谱和包含精神因素的疾病谱与布衣的具有很大差别。

后世对此也有更深一步的认识，如明代御医顾定芳认识到劳心者大都容易得“热中”，令其“症结于中”，而且那些“眩瞀怫郁者，高危满溢，远虑摇神，终败盩以自掇灭。此其为患，亢极而逆，淫邪越于百络而不收者也。”膏粱厚味积于中，四体不勤逸于外，宫廷斗争尔虞我诈，心机费尽，气机郁结而不散，宫中此类之病不可胜举。例如薛宝田《北行日记》载其应征为慈禧诊病时，诊断“郁怒伤肝，思虑伤脾，五志化火，不能荣养冲任”，因而“奏请”慈禧“节劳省心”。慈禧答曰：“我岂不知，无奈不能。”宫中之人，此类疾患，势所不能免。

（2）御医的诊治方式特点

治贵人之难，古人早有言论。《后汉书·方术传》载太医丞郭玉答和帝为“贵人诊治不如穷人”时说，治贵人有四难。归纳起来有两个方面，一者在于医生，在清代医生为帝王治病时几乎毫无尊严可言。马文植《纪恩录》载其为慈禧看病时先行一跪三叩首礼，然后跪着回答慈禧的问话。诊时“膝行至几前”诊脉，然后左右互换。如此压之以大礼威严，战战兢兢的情况下，定然用意不尽，自然不能完全发挥医生的水平。

二者在于病人，如郭玉所言，这些贵人好逸恶劳，身体羸弱，不耐药力，又将身不谨，不易康复。更有那略懂医术，喜“自用意”者，如前例马文植等拟方后“太医院将所用之药，在《本草从新》上用黄笺标记，由李总管递进。”然后待“圣裁”明示可服与否。又如明代盛寅用破血之剂治东宫妃月经不通，先是怒斥而不用，既用又将盛寅锁于禁中，使其家人惶怖，以为必死。如此师心自用，恐怖威压，御医的疗效自然要打折扣。

针灸一术在宫廷医学的遭遇也反映了这一点。《名医类案》载侍医秦鸣鹤治唐高宗风眩头重，断以“刺头出少血即愈”，武后闻言怒而欲斩之，幸而高宗同意一试，秦鸣鹤刺脑户及百会后，高宗即愈。但及清代，针灸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道光二年，皇帝下令“针灸一法，由来已久，然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太医院针灸一科，着永远停止。”所幸这道禁针令还未发挥大的影响就随着封建王朝的终结而终结了。

（3）御医诊治的用药治法特点

帝王之家享用已极尽人间，所患人生苦短，故又求延年益寿。历史上服金石丹药以求长生之君王颇多。即使能不为金石所惑，平日补益之品亦不可少，大抵是补脾肾、益气血之品，如人参、熟地、枸杞、鹿茸、杜仲、苁蓉、何首乌、补骨脂、松仁等药。又巧为之治，剂型多样，丸散膏丹、药酒代茶饮等一应俱全。

陈可冀先生研究清宫医案后就整理编撰有《清宫代茶饮精华》《清宫外治医方精华》等多部著述。此为平日调补法，至于治病，则非执于滋补，而以中病为要。宫中人心多有隐曲，供养又丰，故多有气滞血瘀、食积内热之证，故通腑攻积亦为常法。“据宫中医事档案记载，仅同治六年间的半年之内，宫中用大黄与熟军多达28斤4两”。御医用药之求实效如此，盖不见其效即要问罪，故不能以平淡之品敷衍搪塞。

御医们为王公大人治病，处处谨慎，时有不便下药之处，需以圆机活法应对。其治法灵活多样，时有出人意料之法。如隋时莫锡君用《京都无处不染雪》《梅熟季节满园春》两幅画来治隋炀帝“真水不足，龙雷火越”烦渴证。许胤宗治柳太后中风失语，口噤不能服药，用黄芪防风汤置于床下熏之，使药力从鼻孔、肌肤而入，当夜便得语。宋徽宗伤于冰而得脾病，屡服理中丸不验，杨吉老以冰煎理中丸治疗，一二服而愈。御医们富有智慧的奇法丰富了中医学的内容，堪为后世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