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陶寺遗址展示了夏朝以前的历史？
不能说陶寺遗址展示了夏朝以前的历史。
这是因为，现有考古学证据无法排除陶寺文化（至少是一部分）相当于夏时期、属于夏王朝遗存的可能性。
目前对陶寺文化年代的认识是，该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为公元前2300-前2100年，中期为公元前2100-前2000年，晚期则为公元前2000-前1900年（何驽：《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把这大约400多年的文化遗存大呼隆地当成一码事来说，显然是有问题的。
而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夏纪年”，是公元前2070-前1600年。那陶寺文化的中晚期不是已进入夏纪年了吗？
陶寺遗址的大城始建于中期（公元前2100-前2000年）；陶寺的红铜和砷铜器仅见于陶寺中晚期，约当公元前2100-前1900年。陶寺的铜齿轮形器出土于陶寺晚期小墓，陶寺的朱书陶文也属于都邑破败期的陶寺晚期，而就目前的年代学认识，陶寺晚期约公元前2000-前1900年。可见陶寺的文字与尧是没啥关系的，冯时教授更释扁壶朱书文字为“文邑”二字，并考定“文邑”实即夏邑，陶寺应为夏都，而陶寺文化应属夏文化（《“文邑”考》，《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
而据文献记载，不排除夏在山西的可能。袁广阔教授就曾撰文提示过以陶寺文化为主的“山西龙山文化也应视为二里头文化的一个重要来源”（《再思二里头文化的来源》，《中国文物报》2005年6月24日）。
中山大学许永杰教授也指出，陶寺，“只能是早期可能是尧都。就像‘曹操墓’一样，如果有人问我，安阳西高穴大墓的墓主是谁，我只能说是曹操的可能性最大。‘信不信’和‘信实了’是两回事。我不反对说它‘是’，但我反对把它说成‘一定是’。因为立论的基础是有疑问的。用有疑问的基础材料来得出肯定的认识，这不行。现在一定要把它说死了，恐怕不妥，学术这东西是不能着急的。”
许永杰教授继续分析到，“如果说陶寺是尧都，是不是早、中、晚三期从头到尾都是尧都？都是尧部族文化？……（夏）禹和启所属的时代应该是龙山时代晚期，那属于龙山时代晚期的陶寺遗址晚期阶段也应相当于禹、启的时代，而超出了尧的时代。”（《陶寺遗址是尧都？专家：立论的基础有疑问》《广州日报》2015年7月22日）
问题非常复杂，探索远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