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西周经济发展的特点

夏的奴隶制政权处于萌芽和探索阶段，已有奴隶制国家的基本结构（初步的官僚体系、法律、历法），但院士部落联盟的残余还很明显。商代的奴隶制较之夏已有了明显进步。确立了基本的行政原则和行政程序，告别了军事部落联盟的组织原则。从官僚系统的完整程度和严密程度而言，已经达到完备的奴隶制国家阶段。周代的奴隶制以商为基础，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即分封制。分封制的初衷是巩固边疆和明确国家等级结构，却造成了新的分裂因素。夏商周三代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说处于奴隶社会的奠基和转型期。其间，由商代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奴隶社会达到鼎盛时期。农业是三代主要的经济基础和生产部门，围绕农业生产的需要，历法、社会组织等方面，均体现出了一定的农业社会特征。已经有了初步的交换和商品经济，但不普遍。

奴隶社会经济发展情况①生产力的变化。夏、商、西周的生产力有了进步，处于金石并用时代，除木、石和骨器外，也有少量青铜工具，西周晚期出现铁器。春秋时，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出现铁器和牛耕，以奴隶集体劳动为主。②经济活动状况。夏、商、西周的农作物品种、耕作技术和农田水利都有了较大发展。青铜铸造是主要手工业部门，青铜器主要是礼器和武器，但后来也开始向生活化、工具化发展。纺织业、玉器加工业、陶瓷业、漆器业有了发展，后期煮盐业、酿酒业等有了较大发展。与此同时，商业、交通和城市也有了一定发展。一、商、周的青铜制造业从使用石器、木器到制造青铜器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史上的飞跃。夏朝的青铜制造已有一定水平。商周是青铜器的繁盛时代，青铜器的数量、种类之多都是空前绝后的，这是三代之所以称“青铜时代”的主要依据。商周时期的青铜铸造业生产规模大，技术水平高，产品数量大，品种多，到西周时期，产品向生活化发展。这些青铜器都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青铜器成为上古华夏文明的典型代表。二、夏、商、西周的交通夏朝的交通工具有很大的发展，已有专司车辆制造的“车正”。《左传》记载大禹曾开九道。到了商朝，开始形成辐射整个统治区域的交通网络。西周的交通在商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周王朝对道路的维护和管理已经有了较为系统完善的措施，设有不少与交通道路有关的官员。交通的发展促进和反映了三代的商业发展，增进了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有利于统治者加强统治。三、夏、商、西周的农业发展夏、商、西周的农业在原始农业的基础上有了巨大的进步。在夏、商、西周时期，农业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统治者都重视农业的发展，农田水利有较大发展。这一时期的作物品种增多，到西周时期，后世的主要农作物大都出现。耕作技术也有所提高。人们已经懂得施用粪肥、草木灰和绿肥。而且，有了较发达的历法指导人们进行农业生产。扩展资料商朝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发展商代使用的农具，目前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仍以石、骨及蚌制铲、斧、镰、刀等为主，偶尔也发现有一些铜锸、铜铲等青铜工具，但不一定用于农业生产。甲骨文的田字，表明在广平的原野有整治得整齐规则的大片相连的方块熟田。甲骨文“疆理”的“疆”字，象征丈量和划出疆界的田地，“田畴”的“畴”字，像田间按行垄犁耕往返转折，这样的田畴当然不会耕作得很粗放。这些经过疆理整治规则耕作较好并配合有灌溉沟渠的方块田，就是后来的井田。这些田地主要分布在都邑附近，由商王和诸侯国君直接占有，也有分配给近亲贵族。其他贵族在封邑内也同样经营这样的田地，不过规模要小一些。在国都以外，商王经常派臣民到比较边远的地方去开垦土地。手工业的发展铸造作坊商代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比农业更为突出。其中，青铜冶炼技术和青铜器制造工艺的高度发展，更集中反映了当时手工业技术水平和时代的特点。在殷墟和郑州商城遗址，都发现有为王室所专用的青铜器铸造作坊。当时，在这些作坊中都有比较细致的分工，有世代从事生产擅长专精技艺的工匠。生产规模之大和技艺水平之高，是当时世界所罕见的。商业的发展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各个生产部门内部分工日趋巩固和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商代的商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周灭商后，据周公说在殷民中有一部分人是“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这些人就是从事长途贩运贸易活动的商贾。在殷都和其他重要城邑的贵族们，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需用的一些比较珍贵的物品，如龟、贝、玉、珠宝、青铜、皮毛、齿革、丝帛等等，除在专有作坊役使奴隶自行生产之外，还有许多必须来自外地。其中有一部分由各地贡献，也有不少是通过交换的商品。这些商品，主要由一些专业的商贾从事贩运，这样就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夏朝农业生产夏代的中心地区位于黄河中游，气候适宜。谷也叫粟，是当时的主要农作物之一。主要的收割工具有石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石刀正面呈梯形，上有两面对穿的圆孔，一面刃，样式很象后世北方掐谷穗用的“铁爪镰”。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了一些弯月形的石镰和蚌镰，这也是那个时候的主要收割工具，石镰和蚌镰不仅能收割谷穗，而且连谷物的杆也可以收回来，可见那时的农业已脱离了原始状态。当时翻地的工具主要是木耒和石铲。在二里头遗址的房基、灰坑和墓葬的壁土上能看出木耒留下的痕迹。古书上说，大禹“身执耒亩以为民光”。耒是木质的，从壁土上遗留的痕迹来看，它的形状大体是在木柄的一端分成双叉，主要用来掘土。石铲在二里头和洛阳锤李遗址的四期文化层中(相当于二里头早期)都有发现。锤李的石铲是磨制的，呈扁平状，上窄刃宽，两面刃，为了安装木把，在铲的中间还钻上孔。在黄土平原比较松疏的土地上，这种木耒和石铲就担负起翻地掘土的主要任务。农业生产的发展的表现：水井的使用。水力的出现可能在夏代以前。在河北邯郸涧沟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发现过水井。到了夏代，水井的使用肯定比以前有所增多。在洛阳锤李、偃师二里头都发现了水井，锤李的水井是圆形的，口径1.6米，深6米多，在这口古井中发现有高领罐、直领罐等遗物，可能是当时汲水落井遗留的器物。二里头的一口井是长方形的，长1.95米，宽1.5米，井深4米以上，井筒是光滑的直壁，证明它不是窑穴。壁上有对称的脚窝，那是为了掏井和捞拾落井器具而挖的。水井的使用可以改变那种追逐水源、迁徒不定的生活，使人们有可能长期定居在一个地方，而定居生活又是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水井还可以浇地，不过，当时的条件不可能出现大面积的水浇地。这个时期出现了大型的陶制容器。例如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口尊、瓮以及大陶罐等，与龙山文化早期、中期的器物相比，它们确实成了庞然大物。这些大型器物，有一些应是贮存食物的用具。只有农业的相当发展，制作大型容器才成为必要。在这个阶段上，专用酒器也出现了。在二里头遗址的一些墓葬中发现有细长的觚(gu)、有带管状流的[he]，还有那种三个空足、有耳有流的[gui]等专用酒器，足见当时饮酒风气十分盛行。有的文献上记载说，古时候用黄米做“酒”是夏代第六个国王少康发明的。我们知道，酿酒的主要原料是粮食，没有相当多的粮食收获，大量酿酒是不可能的。所以从专用酒器的普遍出现，就可以推测出农业生产发展的概况。以青铜铸造为主的手工业从夏铸九鼎的传说看，夏朝的铜器制造应当是很有发展的。《墨子耕柱》篇说夏后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左传》宣公三年说“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虽然至今还没有发现夏代的铜鼎，但已经发现了不少其它种类的铜器，二里头遗址的铜爵就有相当高的铸造工艺水平。西周初年分封诸侯时曾经封赐给鲁公伯禽以“夏后氏之璜”。春秋时期宋国叛臣外逃路过卫地，遭到卫人围攻，让他留下“夏后氏之璜”才肯放行。这些都说明夏代的美玉很为后世所珍贵。二里头遗址出土有许多种类的玉器，其中的玉柄形器的末端浮雕成兽头形，分为六节的器身上雕琢有兽面纹、花瓣纹，雕工十分精细，代表了当时的制玉工艺水平。《韩非子十过》篇说禹所作的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这种祭器据说就是漆器。二里头遗址出土有平底漆盒、漆豆、漆觚等，可以看出当时的漆器制造工艺。商朝以光辉灿烂的青铜铸造业著称于世。历年出土的商朝青铜器有数千件之多，许多铜器造型古朴奇特，厚重雄浑，纹饰繁缛，足为商朝文明的象征。早商时代的郑州二里岗遗址曾经出土多种青铜器，还发现两处铸铜作坊。晚商时代的青铜铸造可分为两个阶段。康丁以前的阶段，铜器多方形，如方鼎、方彝、方尊等，其棱角和中线处常以扉棱为装饰来增强器物的庄严和雄伟。这个阶段的铜器多无铭文，或仅标明器主的族氏。武乙以后的阶段，器物形制发生不少变化，如鼎足由原先的圆柱形变为中间略细的蹄足形，爵由平底变为深腹圆底等。这个阶段出现了字数较多的铭文，有多达40余字者。殷墟所发现的铜矿石是孔雀石，其中最大的一块重18.8公斤。商都所需的铜和铅可能产于今豫西、晋南一带，锡则来自南方。开采好了的矿石要先炼成铜料备用，这在卜辞中称为“铸黄吕”。殷墟有大规模的铸铜遗址，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当时铸造青铜器要经过制模、翻范、浇铸、修整等工序。铸造大型铜器常常要上百人乃至几百人的协同工作。司母戊大方鼎的鼎身和鼎足采取整体铸造的方法，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后再在其上安模、翻范、浇铸而成的。它的鼎身由4块腹范、1块底范、1块芯座，另加4块浇口范合在一起铸成，所需金属料在1000公斤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