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风雅”传统与战国“士”品质之间的关系
一、《诗经》“风雅”传统与战国“士”品质之间的关系
先秦是中国文化萌芽、创立的时期，这一时期所建构的文化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先秦文学作为先秦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成为历代尊崇取法的典范。
2、先秦时代的各种文化形态尚融而未划，所以先秦文学的形态也呈现出文史哲不分、诗乐舞相结合的特征。
3、先秦文学大体可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
3-1夏、商两代，原始宗教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巫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为占卜、祭祀所创作的韵文（如甲骨卜辞）和咒语歌谣是现存最古老的文学样式。
史官是另一类文化传承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职能原来也是宗教事务，后来巫史分途，史官的职掌遂偏向人事。《尚书》中保存的商代作品是历史散文最早的创作。
3-2周革殷命之后，巫术文化被礼乐文化取代，是所谓“以德代天”。对政治、社会、人生的关切超越了宗教关怀，史官文化崛兴，诞生了《左传》这样的历史散文的杰构。一些伟大的文化巨人提出不同的社会理想，出现了《论语》、《老子》等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作品。
3-3西周时期，学在王官，只有贵族才有受教育的权利。春秋战国之后，周室衰微，贵族的地位下降而士阶层兴起；知识传授突破贵族的垄断，民间讲学之风盛行，是所谓“礼乐下行”。学派蜂起，诸子驰说，形成百家争鸣的文化格局。他们主张各异，文学观念和风格也异彩纷呈，产生了与前代迥异的散文和诗赋。
二、结合所学谈一谈你对中国古代两次士文化喷发的认识
对于魏晋时代，鲁迅先生曾评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或者称之为“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这还只是停留在对魏晋文学评价的层面。若从整个时代精神来讲，可以称之为“人性的自觉”的时代。
当然，局限于社会结构，这次人性的大解放，也只能局限在作为统治阶层的士族的范围之内，而不可能扩展到整个社会。因此，玄学文化乃是士文化的一种表现。只不过此时的士，跟战国时期相比，已成为一种极富实力的社会集团，形成了士族，其社会地位已相对稳定，也相对较高，无须再像战国谋士那样靠一张嘴一个脑袋为衣食奔走，加上又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因此，其文化指向不再是政治关怀，而是人生关怀了。
挣脱名教，独树一帜的玄学，第一次将个体人格摆到最为重要的地位，体现出的是一种重个性的、审美的人生价值追求，而不是战国时期士文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以社会作为个体人生价值实现的衡量标准。古文经的繁琐、今文经的荒诞、道教的仙气、佛学的轮回，跟着现实的事功一起，为玄学所剔除，从中抽绎出来的，是自由的、适性的、唯美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判断。清谈名家殷浩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张融说：“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不见我。”无不体现出魏晋时人张扬的个性。
在审美追求上，魏晋人求的是“气韵生动”，而不是合乎古范。顾恺之绘画，讲究传神写照，聚焦于阿斗之中；陆机要求作赋构思“精鹜八极，心游万刃”；陶渊明作诗，在山水真意呈现之时，悠然而见南山，欲辩却又忘言；《世说新语》中那些名士的放诞、排调、容止、谨严，无不体现出他们各有千秋的个性特征，千载之下，犹能令人动容。魏晋人这些艺术表现形式，喷洒出来的除其裸呈的内心情感之外，再无任何附加的东西，因此，他能充分利用甚至超越艺术表现形式的最大可能，使艺术精神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产生巨大的艺术张力，在表现的形式和内容之外，展现出一个更大的开放式的艺术空间，也就是魏晋人所说的“神”、“气”、“韵”。南宋人严羽曾指说汉魏之诗是“词理兴象，无迹可求”，也就说明，魏晋时代的这种艺术精神，是无法通过模习得来的。因为这种艺术是其内在精神的呈现，不是做出来的。这种艺术精神后世无法企及，原因正在于此。
最能体现魏晋人审美情趣的，当数王羲之的书法。那飞舞的线条，似乎每一笔每一划，都切合你的心理，都让你感到舒服，若试着作些微的调整，便不能令人满意，你只能赞叹那是神来之笔，是造化之工。而笔墨之外，那翩若惊鸿、骄若游龙的笔墨走势之外，还蕴含着一种让你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东西，它环抱着你，感染着你的情绪，使你陷入一种艺术的迷狂，冥冥之中，你透过那些淋漓的笔墨，似乎看到了千载之上王羲之的形象，那每一笔每一划，都在向你诠释他洒脱和狂放的个性。这些书法作品，不仅很好地诠释了王羲之的个性，也恰到好处地展示出魏晋人飘逸不群的时代风气。
三、士在中国古代代表的是什么意思？现在又是什么意思？
希望对你有帮助
士，是作为封建社会中最基础的贵族，也是最高级的百姓。欧洲有骑士，日本有武士，而中国的以知识份子为代表的士族族阶级。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社会阶层，后演变为对知识分子的泛称。原来可能指原始社会末期与氏族部落首领和显贵同族的武士，进入阶级社会后，他们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因古代学在官府，只有士以上的贵胄子弟才有文化知识，故士又成了有一定知识和技能之人的称呼。春秋时代，各国之间征战不休，步卒作用增加，车战及武士的作用减小士的地位也出现了上升或下降的变化。有些卿大夫为扩大影响，巩固地位，设法招徕士众以张声势，很多士便投靠到他们那里。还有部分士为解决经济困难去为人办丧事，当赞礼，或经营工商业；也有人从事私人讲学，传授文化知识，从此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士。他们游学各国，思想活跃，为中国古代学术领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促进文化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战国时代，争霸和兼并战争更为剧烈，于是朝秦暮楚的游说之士应运而生。他们穿梭于各国间，充当说客，纵横家便是其代表。这时各国封君权贵的养士之风也很盛行。秦汉时期，士的内涵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士，称为士大夫时，可以指军队中的将士，也常常是在中央政权和州郡县供职的官吏的泛称；称为士人时，则一般特指具有较高封建文化素养、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汉代，士人特重士名（即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及学识才能），一旦成为名士，功利官位会接踵而至，故士人或着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恪守封建纲常名教；或浮华交游，广结朋党，相互吹嘘，以沽名钓誉。东汉后期，在士人中间清议品题人物之风极盛。这种人物品题属于民间范围。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确立，品评士人之权收归政府。凡由中正品评者，皆据其德行才能、家族阀阅而给予不同品第（乡品），然后授予各种官职。未经中正品评者，不得仕为品官。于是，士人遂具有了某种特定阶层的含义。士庶对立，渐露端倪。凡九品以上官吏及得到中正品第者，皆为士，否则为庶。士人中，又出现凭借父祖官爵得以入仕清显并累世居官的家族，是为士族。士族在东晋时达到极盛，至南北朝始衰。隋唐以后，士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士作为一特定阶层的观念仍然保留。宋以后，士或士人一词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不再特指品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