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东北的锡伯族为何西迁至新疆？
锡伯族属古鲜卑后裔。原居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和东北松花江、嫩江一带。17世纪末起陆续被清政府编入八旗，披甲为兵，派驻东北三省及关内各地。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政府征调锡伯官兵及家属三千余人前往新疆伊犁河南岸驻防，统称“锡伯营”。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2019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凉州会盟、瓦氏夫人抗倭、土尔扈特万里东归、锡伯族万里戍边等就是这样的历史佳话。”围绕“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等六段历史佳话，国家人文历史将做成专辑详细解说。今天发布最后一期锡伯族万里戍边。
清初，在东北嫩江和松花江流域，生活着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锡伯族，他们擅长骑射，世代以渔猎为生。然而今天，这支民族不仅生活在东北三省，而且在遥远的新疆察布查尔县也聚居着许多锡伯族人。为什么锡伯族会形成东、西两地的分布格局？
这就要从两百多年前发生的一次大迁徙说起。“锡伯西迁”是整个锡伯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时也对开发和保卫西北边疆、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疆察布查尔县锡伯古城。摄/殇，来源/图虫创意
锡伯族西迁
明末清初，锡伯族隶属于科尔沁蒙古。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锡伯族人被清廷编入满洲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内，分驻在齐齐哈尔、伯都纳（今吉林省扶余）和乌拉吉林（今吉林市）三城。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至康熙四十年（1701年），朝廷将这三城的锡伯族官兵及家眷迁至北京、盛京及其所属诸城等地驻防。
乾隆年间，清朝先后平定阿睦尔撒纳、大小和卓叛乱。当时的新疆伊犁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边防空虚，同时沙俄势力不断向东扩张，对作为西北咽喉的伊犁产生了威胁。于是，清政府一面由内地派遣官兵在伊犁驻防，一面从南疆移民屯田。为了加强新疆防务，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立了伊犁将军，明瑞为第一任将军，驻地在伊犁惠远城，统辖新疆南北两路的军政事务。明瑞上任后深感兵力不足，伊犁防务不够坚固，需要强有力的兵丁驻守，就开始从东北调遣八旗官兵移驻伊犁。在此形势下，因马背技艺高超、骁勇善战而闻名的锡伯族兵丁，也在派驻伊犁之列。
于是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从盛京、抚顺、辽阳、开原、复州、金州、盖州、岫岩、兴京、广宁、锦州、义州等十五城的锡伯族官兵中，挑选1020名年龄在二十岁至四十岁之间、身强体壮之人，连同家眷3275人，迁至新疆伊犁。这些锡伯官兵及家眷在沈阳家庙祭拜祖先之后，分两批起程，第一批由满族镶黄旗盛京协领阿穆呼朗率领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四月十日出发，第二批则由熊岳城守尉格尔赛率领于四月十九日起程。
一路上，锡伯族官兵携带老幼，浩浩荡荡地朝着大西北前进。先是出彰武台边门，经克鲁伦路和蒙古路，于八月二十四、五日到达乌里雅苏台。这时的蒙古高原已大风呼啸、青草无存，天气十分寒冷，无法继续前进，于是在乌里雅苏台扎营，等来年春天到来，再前往伊犁。
锡伯西迁路线示意图。绘/关捷，来源/关伟：《略论锡伯族西迁及其历史贡献》
开春之时，牲畜中瘟疫爆发，原来起程所携带的3000余头牛，有2500余头死亡；2000多马匹，大半疲瘦，无法再继续依靠这些牲畜前往伊犁。经阿穆呼郎、噶尔赛呈报，由乌里雅苏台将军奏准后，于此处借马、驼各500只，但抵达伊犁后仍需归还，若有倒毙还要进行赔偿。乾隆三十年（1765年）三月初十，锡伯军民分两队后再次起程，至科布多时，阿尔泰山脉积雪融化，河水暴涨，不能前行，受困多日后，口粮所余无多，所借马驼死亡甚多。阿穆呼郎、噶尔赛二人请求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派人接济，而等到伊犁来人之前，余粮已尽，只能采野菜充饥，最终于乾隆三十年七月，抵达伊犁，暂驻于乌哈尔里克城（即绥定城）。西迁途中，锡伯族兵民遭遇瘟疫、断粮缺水，但西迁至伊犁的锡伯族人数却有增无减。在西迁过程中，有300多个婴儿出生在大漠戈壁。就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锡伯族军民战胜了疾病、饥饿和寒冷，从祖国的最东北来到了最西北，体现出锡伯族顽强的生存意志。
戍边驻守保卫边疆
锡伯族在绥定城经过休整训练后，伊犁将军明瑞为其选择一处水草较好、适宜居住和放牧之处，位于伊犁河南岸的巴图蒙柯巴克、霍吉格尔巴克一带成了最好的选择，于是将锡伯官兵及其家眷派往此处，按牛录驻防屯田。最初设置六牛录，后因人口增多设置八牛录，形成锡伯八旗，即后来的锡伯营。至道光年间，锡伯营内组织结构逐步完善，设有领队大臣一员、总管一员、副总管一员、佐领八员、防御四员、骁骑校八员、前锋校四员、前锋三十六人、披甲一千三百名左右。
为保卫边疆，清廷在新疆各重要地区、边防要点以及重要的交通要道、山川关隘设置了卡伦和台站百余处，形成了以伊犁为中心的卡伦、台站交通网，而换防台站则成为锡伯营的戍边任务之一。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开始，锡伯营主要负责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喀什噶尔（今喀什）台站的换防，要求不能携带家眷，每两年轮换，一年换一半。换防塔尔巴哈台的锡伯营官兵有100人，至嘉庆年间增长至150人。换防喀什噶尔的锡伯营兵丁有150名。锡伯营常年坚守在这两台站，戍边卫国。除了换防台站外，锡伯营还需要驻扎在固尔班托海、安达拉、沙巴尔托海、托里、马哈沁布拉克等十九个卡伦，并且锡伯营还派官兵协助伊犁河北的索伦营驻守辉番卡伦和崆郭罗鄂伦卡伦，以及帮助厄鲁特营驻守沙尔雅斯等卡伦。此外，为了维护边界游牧民族的安定和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自乾隆四十年代起，锡伯营还需与满营、索伦营等官兵，每年定期巡查哈萨克和布鲁特的游牧界。
反映锡伯族西迁的油画《锡伯民族的盛会》。绘/高阳，来源/中国画家网
19世纪20年代，英国殖民主义者对我国新疆垂涎已久，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至道光八年（1828年），英国人指使逃亡在浩罕的大和卓之孙张格尔进犯南疆，占据了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与和田四城。清廷派大军征讨张格尔，当时，锡伯营总管额尔古伦率领锡伯营兵丁近千人，远赴南疆，与各族人民并肩作战。锡伯军作战勇猛，扭转了战局。几次战斗中，有150名锡伯官兵牺牲疆场。战后，道光皇帝还特意接见了四名有功的锡伯营官兵：额尔固伦、讷松阿、舒兴阿、德克精阿，赐予“巴图鲁”的英雄称号，绘图列于紫光阁。
同治时期，新疆地区陷入内忧外患，阿古柏乘机入侵。锡伯族人民积极协助清朝收复新疆，将多年积存在仓中的约960万斤粮食运送惠远城，支援清军。进行了两年多的顽强战斗，共有7000多名锡伯族军民死于这场战乱之中，虽未消灭叛乱势力，但是对削弱其势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此时，沙俄竟然趁阿古柏在新疆作乱之时，出兵占领了伊犁，侵略者向各城勒索财物，索要户口册籍，使得各营军民缺衣少粮，贫困不堪，又以派发口粮为诱饵，逼迫兵民投降，锡伯族与当地人民一样陷于沙俄侵略者的残暴统治之下。但是勇敢的锡伯族人民并没有屈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锡伯族人民以抗租、不为沙俄办事等方式反抗沙俄的统治，并经常偷跑出来，到塔尔巴哈台向伊犁将军禀报伊犁情形。
喀尔莽阿绘像。来源/网络
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就是反抗沙俄的英雄之一。喀尔莽阿出生在锡伯营正白旗，先后授任骁骑校、防御、佐领等职，同治四年（1865年）任锡伯营总管。在沙俄残暴统治期间，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拒绝将锡伯营户口册籍交出，表明伊犁是大清国土，属于伊犁将军统辖，并且不顾自身危险，组织锡伯族青年遣赴塔尔巴哈台，在军前出力，并告诉锡伯族人民，“俄国交办之事，均不遵办，且将伊犁情形，时常禀报将军（荣全）知道”。沙俄发现后，将喀尔莽阿全家赶出家门，派兵看守，不许任何人进去，并对喀尔莽阿“看押凌逼”，喀尔莽阿没有屈服。于是沙俄逼迫喀尔莽阿限期半个月内，变卖家产，携亲族出伊犁，如果没有迅速离开，则派兵将其押送至西毕尔（即西伯利亚），永远不能回国。
面对沙俄侵略者的威逼利诱，喀尔莽阿大义凛然，决不妥协，携家眷赴塔尔巴哈台，而后奉命带领军营内锡伯官兵，开垦屯田，聚集粮草。光绪二年（1876年），清政府派喀尔莽阿前往车排子等地开垦荒地，屯种军粮。但是由于发生蝗灾，颗粒无收，忍饥挨饿艰难度过一冬。第二年，喀尔莽阿变卖家产，购买种子和耕牛，继续垦荒，与下级官兵同吃同住，不分亲疏，最终连续四年获得好的收成，其所屯种的军粮，有力支援了左宗棠收复新疆，两次受到了清廷的嘉奖，任命其为察哈尔营领队大臣。喀尔莽阿去世后，清政府为表彰其历史功绩，追封为建威将军。从喀尔莽阿身上，可以看到锡伯族人民不屈不挠，坚决抵御沙俄侵略者，忠于职守、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
兴修水利，开垦荒田
锡伯营是军事、行政、生产三位一体的组织，锡伯族移驻伊犁后，除戍守卡伦、台站以外，还开渠引水、开垦荒田，改造了伊犁地区贫瘠的面貌。锡伯营疏浚了伊犁河南边旧有的大渠，即绰合尔渠，引水耕种。嘉庆年间，随着锡伯族人口的增多，需要扩大耕地面积，开凿新渠引伊犁河水灌溉田地，军民合力，最终经历六年时间修成东西长达二百里的大水渠，称“锡伯渠”或“锡伯新渠”，后来命名为“察布查尔布哈”。水渠挖成之后，又开垦近10万亩耕地，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记载，“近查锡伯部落官兵人等，专意务农，生计充裕”，可见，锡伯族在伊犁屯田开垦，生活富足，改变了察布查尔荒凉贫瘠的面貌。锡伯族军民不仅发展自身的农业生产，而且还为相邻的满族、察哈尔、索伦营以及库位卡拉乌苏、塔尔巴哈台等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嘉庆十七年（1812年），军机处在讨论伊犁八旗兵屯田问题时提出，“应按照驻防锡伯之制，养鸡蓄豚，于生计大有裨益”，可见当时锡伯营对伊犁地区的农业生产产生较大的影响。
道光年间，为引乌孙山水，锡伯营奉伊犁将军之命开凿皇渠，由锡伯营总管色布喜额和其子担任技术指导，锡伯营也抽调兵民前来伊犁河北协助开挖，而后清廷授色布喜额以副都统衔，并嘉奖其子升为锡伯营五牛录佐领。锡伯族迁至伊犁后，开凿了多条大水渠，又修筑城堡，大面积开垦农田，为发展西北边疆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康熙初年，锡伯族归顺清朝后，与满族杂居，学会了满语、满文。而当满族逐渐放弃使用满语后，唯有西迁新疆的锡伯族一直使用到现代。由于新疆察布查尔县为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特殊的生活环境使得当地锡伯族会多种语言，锡伯语、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遂有“翻译民族”之称。
如今锡伯族为了纪念西迁壮举，将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定为“西迁节”，作为西迁的纪念日。西迁的锡伯族也将其独特的文化艺术带至新疆，西迁节、贝伦舞、民间故事、民歌等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锡伯族贝伦舞。来源/腾讯视频
锡伯族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不远千里西迁新疆，驻守在祖国的边疆之上，维护着新疆的安全和稳定，锡伯族人民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也体现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锡伯族人民不仅戍边卫国，而且在新疆开垦荒地，传播耕种技术，兴修水利，推动了伊犁当地的农业生产，对开发和建设边疆，促进西北边疆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疆察布查尔县锡伯古城。摄/殇，来源/图虫创意
参考文献：
1、吴元丰、赵志强：《锡伯族西迁概述》，《民族研究》1981年第2期；
2、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3、安阳：《清代新疆锡伯族移民及其边疆开发研究》，西北民族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4、关伟：《略论锡伯族西迁及其历史贡献》，《明清论丛》（第十六辑），2016年；
5、蒋静：《锡伯族西迁与清朝西北实边策略研究》，《新疆社科论坛》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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