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人自扰?到底怎么理解

庸人自扰”的真实来历唐代陆象先，曾在益州任都督府长史兼剑南道按察史，后又任蒲州刺史。他处理政事提倡仁恕，反对严刑峻法。有一次，有个小官吏犯了罪，陆象先只是责备了他几句就算了。小官吏的上司说：“像这样的罪犯应该判杖刑。”陆象先说：“人情是相差不多的，我的话难道他不了解吗？如果要用杖刑，应该从你开始。”陆象先经常对人说：“天下本来没有那么多的事，只是庸人自找烦恼，(“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把事情越弄越复杂。处理问题只要能弄清是非，正本清源，事情自然就简单了。”这段记载,见于『唐书』『陆象先传』。后来的人便将之引申为「庸人自扰」一句成语。庸人,指普通平凡的人；自扰,即自己滋扰自己,自作自罪；全句比喻常常有人对他自己遇不去,遇事生非,疑神疑鬼的自找麻烦。但据上庸学者华赋桂先生考证，“庸人自扰”的故事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居住在堵河沿岸的人群自称为“庸人”，其地方称为“上庸”。上庸得名于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典故，因抟土、炼石，那座称为“天梯”的灵山之巅被削平，《地名志》说：“其上平夷，故曰上庸，乃补天之梯也，在今竹山县西七十里，上庸山是也。”“上庸”一名的由来固然神奇，但能够懂得这个名词所象征的文化学底蕴的人也许不多。众所周知：庸者，中而平也。守中持平，正是中华文化的真谛。孔子哲学的根底正深植于“中庸”二字里。中庸不是折中主义，不是庸人消极避世，而是在洞悉宇宙大道物极必反的深层真谛后采取的最佳生活态度，即“抱中守一”而臻于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不善不恶的解脱化境。……据王国维对庸史的研究成果和<通志氏族略)及蒙文通的<古代民族迁徙者)记叙：堵河流域的上庸，尧时是其长子丹朱的封地，丹朱在此发明围棋，与父帝尧战于丹水之浦。“尧时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围棋，无疑进一步开启了民智：反叛和聪颖。在夏商时代，庸人有一些独特的文化风采，比如：因善于铸造青铜器被称为“镛人”，据说商代的许多鼎器、大钟都是庸人的杰作；因善于筑城建房而被称为“墉人”，史载公元前1059年，周请庸人筑都于洛邑，今竹山县文丰乡皇城村的古庸方城遗址的城墙历经三千余年风雨仍然屹立，表明庸人的建筑艺术的确很高；庸人又是史料中所称的最早饮茶的先民，“茶风源于巴山楚水间”。然而最为世人称道的是庸人的军事艺术水平，“惟庸人善战，秦楚不敌也”(《古代战事考》)。商代，庸为侯国。定都于竹山城东南四十一里的方城山。《括地志》载：“方城山，庸之都城。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曰方城”。《湖北通志》载：“方城天险之保障”。《民俗博览》载：“庸人好巫，端公疗疾，其效神验，乃上古遗风也”。在商代崇尚巫风祭祀的时代潮流中，堵河的巫文化得以张扬。至周代，庸国因率群蛮伐纣有大功被封子国。《尚书》说：“武王兴兵伐纣，庸率卢、彭、濮等八国以兵相从。”灭商之后，庸国作为南方群蛮的领袖以军事实力奠定了，疆域也拓展为占有今陕西的山阳、镇安、柞水、安康、汉阳、紫阳、岚皋、平利、镇坪，四川的巫溪、巫山、奉节，湖北的竹山、竹溪、房县、神农架、兴山、姊归、巴东等县，即整个秦巴山区的大部为庸之辖属。国都仍在竹山的方城。至春秋时代，庸国与楚国抗衡，东威摄楚国的崛起，西牵制秦国的扩张。庸人主要的敌人是楚国。楚国后于庸而崛起，有代庸而为“百濮之长”的态势。公元前611年，楚国遇上严重灾荒，饿死不少百姓，楚庄王在韬光养晦“三年不鸣、不飞”。楚之四邻乘其危难群起攻楚。庸国国君遂起兵东进，并率领南蛮附庸各国的军队会聚到选(今枝江)大举伐楚。楚国危在旦夕。楚庄王火速派使者联合巴国、秦国从腹背攻打庸国。公元前611年，楚与秦、巴三国联军大举破庸，庸都方城四面楚歌，遂为三国所灭。实现了“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壮志。梁启超在评价庸国亡时说：“楚庄即位三年，联秦、巴之师灭庸，春秋一大事也。巴庸世为楚病，巴服而庸灭，楚无内忧，得以全力争中原。”更为重要的是楚人兼并上庸国后吸收了庸先进文化国力大增，据考证，屈原先祖是庸人，庸文化成为楚文化的先河。庸国占有逐鹿中原而问鼎的最佳位置，但伐楚未成反成楚之附庸，使楚得以窥中原之虚而入之，实在是“庸人自扰”。(编者：这才是真正来历。)究其原因是：庸国人背离了地域传统文化“守中抱一、和合通变”的内在精神，过份张扬武力、得意忘形，以致坐失良机。然而，庸国的灭亡是上层贵族势力的不幸而非堵河文化的溃灭，恰恰相反，堵河地域文化在“朝秦暮楚”的政治动荡中吸取异域的秦、楚文化得以在隐逸中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