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要具备什么素质

考古学比较研究的五个层次比较研究适用的范围极广，只要是两种以上的文化，不管是对文化的整体，还是对文化中的某项因素，都可以进行比较。可以对照中与外国的文化，也可以对照中国境内的不同文化。我觉得，在中国考古学范围内展开比较研究，不妨分为下列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中原地区各文化的比较研究。这里说的“中原”，比有些人理解的更为广义一些，是指从陕西关中以至黄河中下游一带地区。古代自虞、夏、商、周、汉、唐盛世，王朝建都均不出这个地区的范限，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国考古学早期的工作地点，主要也是在中原。中原的考古文化，并不是只有单线的发展。这方面的认识，在古代史的研究者间已有先驱。比如《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所刊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就主张“三代（夏、商、周）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这种东西两系的观点，至今对这一时期的考古研究仍有影响。现在我们知道，中原地区的考古文化是相当复杂的，如果简单划为两系，未必能反映实际。古代这一地区的人民究竟应如何划分，很值得通过比较研究去考察。即使是在秦统一以后，一些文物之间的文化联系，也应当通过比较来探索研究。第二个层次，是中原文化与边远地区文化的比较研究。这里说的“边远”，是就古代的历史情况而言，也可叫非中原地区，即中原以外的广大的地芍。中国从来是多民族、多区域的统一体，研究历史文化不能脱离这一前提，但是以往很长一段时间，边远地区的考古工作进行不多，对当地的文化面貌了解有限。这种情况，在近年已有根本的改变。现在全国各地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数量已经超过四十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其密集和广泛，更是前人难于想象的。过去学者多认为商文化限于黄河中下游一带，如今看来，这种文化的影响范围要广大得多。以商代青铜器出土而论，北到内蒙古，东到山东，西到陕西和甘萧一带，南到广西，其器物均有商文化特点，表明这种文化的强烈影响。苏秉琦先生近年提倡考古学的区系研究，他所主编的《考古学文化论集》，不少率文都是运用芍系类型理论的。其中有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一篇，以黄河、长江流域古文化区系与《尚书禹贡》九州对比，指出古人的九州划分古老而真实，“视角是处于凌驾诸区系之上的中心位置的俯视角，其视野所及之天下正与中华两河（黄河、长江）流域文化圈相当，其中，九州分野又与各历史文化区大体一致”。这是非常发人深思的。当然，中国的疆域尚不限于《禹贡》的九州。中原与边远地区文化的交流影响，是双向的。在中原以外很多地方能够看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同时在中原也能找到来自边远的文化因素。比较双方的异同，使我们能更进一步了解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历程。第三个层次，是中国文化与邻近地区文化的比较。由于地理的接近，人民的往来，同中国文化关系最密切的，自当推中国周围的国家地区。不少学者在这方面作过探讨，例如以中国北方以青铜短剑为特征的文化与西伯利亚的文化比较，以中国南方发现的靴形钺、铜鼓与东南亚的文化比较。再如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两国学者长期以来从考古学方面加以研究，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课题。这一类实例，可谓不胜枚举。第四个层次，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环太平洋诸文化的比较。上面谈到的中国同邻近文化的比较，自然也包含了这个层次的一部分。太平洋的周围，有亚洲的东部，有美洲，也有大洋洲。地理大发现以后，位处旧大陆的太平洋沿岸的东亚、东南亚，与遥远的美洲等地古代有否往来，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古代有悠久灿烂的文明，其影响曾否远越重洋，引起学者许多推测。章太炎写过，法显发现西半球说》云公元5世纪中国僧人法显至墨西哥，“今考墨西哥文化，尚有支那（中国）文物制度之蜕形”。随后有类似想法的论作颇多，外国也有持这种意见的作品。无论将来能不能证实往来关系的存在，对环太平洋各地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肯定是有益的。第五个层次，是各古代文明之间的比较。这是说的，是指古代独立形成的各个文明，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GlynDaniel）在他的《最初的文明》（TheFirstCivilizations）中曾有讨论。中华文明，就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古代文明之一，有着自己独立的起源和发展。但正如夏鼐先生所讲，“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但这并不排斥在发展过程中有时可能加上一些外来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通过中国与其他古代文明对照分析，去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法则。1986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爱尔丽举行了题为“古代中国与社会科学的一般法则”的学术讨论会，不少论文即以中国与近东、美洲的古代文明作出比较研究，有所收获。在这种比较研究上，应该反对唯传播论的观点。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人们，在历史前进到类似阶段时，会有相同或相似的工艺和美术的创造，不可把这种现象一律视为传播的结果，否则就会导致错误的推论。同时又必须承认，古代人民的活动范围每每胜过今人的想象，文化因素的传播会通过若干环节，达到很遥远的地方。这里要求实事求是，也就是真正科学的态度。比较研究还可以从更广义的方面去理解。不同文化的类似因素可供对照比较，同一文化里的不同因素（例如表面上看来互不相干的几种器物）也可供参照研究。有意地利用这种方法，将会使考古学的内涵更为丰富多彩。如果这种方法能为多数学者接受运用，有可能成立新的学科分支，即比较考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