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的巫文化简介

巫文化主要集中于亚洲中国中南部，南亚泰国，欧洲英国。巫术按目的可分为白巫术和黑巫术，白者善，黑者恶。现代理论认为巫术为心理暗示和催眠的综合作用。

商代巫史文化

巫术范围是推的很广的，旧石器时代就有，旧石器时代在洞穴壁画里那些东西就是巫术的开始。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等到后来设定神的时候那已经相当成熟的时候了。甲骨文时代的巫，是男巫女巫的通称，后世女巫才称为巫，男巫叫觋，《说文》：“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庭舞形。与工同意。”巫也名工,故巫祝又称工祝。大抵初时以女人为多，男子较少，她能以歌舞降神，预言吉凶。而瑶山良诸文化的墓葬资料，不仅显示了男觋地位高于女巫，而且也反映了神权与军权集于一人的事实。依据考古实践的证据可以推定，公元前的三千年中期，巫术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信仰，专业巫师正在出现，原始宗教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而重、黎是最早的巫师，重黎的时代是巫觋演变的第一阶段，即巫政合一的巫王时代。自颛顼以来，巫者为王和王者兼巫，构成巫王传统。黄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史，苗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巫。黄炎族与一部分苗黎族混合成华族，巫史两种文化并存，互相影响。商代已突破了重、黎时代属神属民的局限，建立起了职司相对分明的巫史官学系统，传统的以宗教为主的原始史官发生转型，演变成官僚化的史官，巫咸世相殷室，以巫为职为民，故后世为巫职者，共尊巫咸为祖师神巫。巫咸的时代是巫觋演变的第二个阶段，即巫职专职化(官僚化)的巫官时代。巫相又称宰相或丞相，分左巫相和右巫相二位官员，巫相为百官之长，处理日常政务，辅佐朝政，巫相可称“天下第二人”的职务，掌握国家次高权力。巫相这一官职是中国自有帝王始均有，如：秦始皇时有巫相李斯、汉时有巫相萧何、左巫相樊哙，汉末有巫相曹操、三国蜀巫相蒋琬，战国齐桓公有巫相管仲、唐懿宗咸通有巫相路岩，晚唐御史中巫裴肃，宁宗时有右巫相赵汝愚，(南宋咸淳九年)江万里进拜左巫相兼枢密使，元朝有巫相博罗，明代任职巫相的只有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四人，时间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三年，在胡唯庸以谋反罪被诛以后而被撤消，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丞相任所称中书省，在巫相职所任职的叫巫职，如：阿里海牙，元初以行荆湖等路枢密院事、湖广行省右巫，元朝惠帝授以欧阳玄为翰林学士巫旨等等。由上可见巫相之职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它巫职的地位也一直是很高的，尤其在殷商时期，整个社会还都处在神的威力之下。巫史承担着神人交通的重任，在宗教、政治生活中处于崇高的地位，他们以天的意志的代表者自居，有权训御君主，充当着全社会精神领袖的角色。平时，他们书史对君王言行进行记录；祭祀时他们充任主角沟通人神；此外还掌星历，教育，医药等。他们垄断神坛，把持政坛，执掌教坛，不仅奠定了中华文化初期繁荣的基础，而且对后世史官文化的成熟和发展，对中华文化特色的形成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商代的巫术已普及推广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故无事不卜不筮，无神不祭不祀。不唯卜筮医舞是巫术，甚至祭祀以及祭品、用牲，亦含有巫术意味。以卜筮而论，其权威超越商王意愿，是最终的神秘力量。而凭借巫术力量进而握有政治决策实权的巫史集团，不仅是商代的政治精英，更是文化精英。因此，商代政治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巫政合一，商代文化的特质可以总结为巫史文化。甲骨文和古文献等多重证据表明，商代社会的治乱兴衰，与高级巫职人员能否在政治决策中发挥作用关系极为密切。大体而言，自成汤以下，“殷道复兴”之时，每每是巫术兴盛、巫权强大的时期；“殷道复衰”之时，往往是慢神无道、巫权低落时期。武丁盛世，是巫史文化若干特征的形成时期。其一，卜用甲骨的政治技术日臻成熟；其二，契刻文字的方法被官方采用，有字卜骨卜甲流行；其三、太史、太卜都是书契名手，显示出巫史文化的充沛活力；其四，浓厚的巫史文化氛围，已蕴育着早期儒者的职业分化。祖甲改制，是巫史文化的一大转捩点。从祖甲“考验太卜”到武乙“射王”、“雷神而震死”，再到帝纣“慢于鬼神”，预示着殷商后期巫史文化的新变化。其一，在武丁盛世以前，巫权与王权结合紧密，而自祖甲改制以来，不仅卜事减少，占卜的范围受到更多的局限，而且商王亲自占卜，有意疏离太卜、太史。有时商王本人可直接充当巫师，商王为巫术作医时，王朝内一批巫师每每降到次要位置。在此场合，巫师似乎成了一位向王提供参考意见的副手，听从王的使唤，显得并不重要，与昔日那种耀武扬威，凌驾于众人之上，受千千万万人崇拜的巫师若同二人，这就是成语“小巫见大巫”的历史来源。随着巫史对占卜技术的独占被打破，巫权与王权的冲突逐渐显露出来，这就意味着殷商晚期政治结构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正在萌芽，意味着巫史开始走向式微。其二，商代晚期卜事的减少和占卜法的改革，一方面表明人和神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人的能动性意识逐步得到了发挥；另方面预示着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一种新的宗教价值观正在萌芽、生根。道家的“道”，儒家的

一、绝地天通：巫觋传统的形成及其意义考古学资料和古文献资料是考察中国上古巫师产生的两条基本线索，找到这两种证据的吻合点，我们就可以推定巫师产生的时代。红山文化及仰韶时代晚期大地湾等宗教性遗地、遗迹的发现与研究，表明已出现了较复杂的宗教礼仪和某种形式的巫师，而瑶山良诸文化的墓葬资料，不仅显示了男觋地位一般高于女巫，而且也反映了神权与军权集于一人的事实。依据考古实践的证据可以推定，公元前的三千年中期，巫术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信仰，专业巫师正在出现，原始宗教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文献资料显示，五帝时代乃至三代社会的重大变革，往往首先从宗教领域开端。颛顼时代的“绝地天通”，正是发生在上述考古文化的巫师专业化过程中的第一次原始宗教改革。颛顼命重、黎分理天、地与神、民之事，打破了古人登天的幻想，从而把通天的权利和巫术手段变成了仅限于个别专业巫师的事业，意味着神职的专业化，是巫的起源，而重、黎是最早的巫。重、黎的时代是巫觋演变的第一阶段，即巫政合一的巫王时代。颛顼的原始宗教改革，对上古文化政教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一，自颛顼改革以来，文化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神话氛围浓厚的图象纪官制度逐渐让位于更富有政治色彩的实用制度。第二，“绝地天通”是民间小传统与贵族上层大传统的矛盾所致，争论的焦点是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道统”。“民神异业”的划分，一方面规定了“道统”的传承只能由官方的大传统负载，从而也就把民间文化排斥在“道统”之外。另一方面又开启了民间传统与官方传统的长期交锋，甚至汉代的“今、古文”争立学官之争，也是由此演变而来。第三，司马迁的世系与天文官之祖都上始重、黎，反映了古代巫史官学传统的渊源与演变，所谓“学统”问题可因此迎刃而解。第四，自颛顼以来，巫者为王和王者兼巫，构成巫王传统。在西方，巫魅的消除和世俗化，可追溯到古代希伯莱先知的“旧约”时代。但在中国，祛巫除魅的过程则是缓慢的、不彻底的，即使在政治与巫术分离之后，仍能一贯对宗教和巫术采取宽容的态度，这跟西方（欧洲）那种对巫术的敌视和迫害狂现象形成显明对照。之所以如此，无疑和渊源于颛顼时代的巫王传统有密切的联系。二、祝宗卜史：巫史官学的演变商代已突破了重、黎时代属神属民的局限，建立起了职司相对分明的巫史官学系统。巫咸世相殷室，以巫为职为氏，故后世为巫职者，共尊巫咸为祖师神巫。巫咸的时代是巫觋演变的第二个阶段，即巫职专职化（官僚化）的巫官时代。商代巫术活动的核心是占卜，由“多卜”和“贞人”主司其事。“卜”乃灼龟见兆，是“多卜”的技术专职，由太卜统领。“贞”则是问卜的人，即“贞人集团”，但有时商王及王的妇、子、大臣也参加贞问，故“贞”是人人可做之事，这是卜与贞的区别。祝是以祈告祖灵为对象的祭司，并以祝辞咒语闻名，与以舞乐交通自然天神的巫有所不同。商代似无祝官。随着商周之际“帝”、“天”观念的变迁，以及周人改变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需要，周公父子自任大祝，新立祝官一跃而居群巫之上，巫卜之尊，遂被祝史取而代之。史官、史职，殷商之前，无从稽考。但史从巫出，巫、筮、史、事、吏、士原本相通，则是共识。商代史官，有诸史、多尹、作册，已初具规模。周初承殷旧制，史官由尹、史、作册三系构成，其中尹为要职，有逐渐转向官吏正长的趋向；史有右史、内史、太史之分，构成史官系统的主要类型；作册多由归化的殷系贵族充任，官卑职微，故无代王宣命的记录。楚地尚巫，与尧、舜、禹时代巫觋领袖祝融深入南国传播教化，关系甚大。三、天人之学：巫史文化的构成与演进商代文化的特色是祭祀与巫术。“殷人尊神”，上帝崇拜与祖先崇拜紧密结合。上帝信仰，与颛顼“绝地天通”有内在联系；祖先崇拜，是史前始祖崇拜的继续和发展。商代的巫术已普及推广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故无事不卜不筮，无神不祭不祀。不唯卜筮医舞是巫术，甚至祭祀以及祭品、用牲，亦含有巫术意味。以卜筮而论，其权威超越人心向背与商王意愿，是最终的神秘力量。而凭借巫术力量进而握有政治决策实权的巫史集团，不仅是商代的政治精英，更是文化精英。因此，商代政治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巫政合一，商代文化的特质可以总结为巫史文化。甲骨文和古文献等多重证据表明，商代社会的治乱兴衰，与高级巫职人员能否在政治决策中发挥作用关系极为密切。大体而言，自成汤以下，“殷道复兴”之时，每每是巫术兴盛、巫权强大的时期；“殷道复衰”之时，往往是慢神无道、巫权低落时期。武丁盛世，是巫史文化若干特征的形成时期。其一，卜用甲骨的攻治技术日臻成熟；其二，契刻文字的方法被官方采用，有字卜骨卜甲流行；其三、太史、太卜都是书契名手，显示出巫史文化的充沛活力；其四，浓厚的巫史文化氛围，已蕴育着早期儒者的职业分化。祖甲改制，是巫史文化的一大转捩点。从祖甲“考验太卜”到武乙“射王”、“慢神而震死”，再到帝纣“慢于鬼神”，预示着殷商后期巫史文化的新变化。其一，在武丁盛世以前，巫权与王权结合紧密，而自祖甲改制以来，不仅卜事减少，占卜的范围受到更多的局限，而且商王亲自占卜，有意疏离太卜、太史。随着巫史对占卜技术的独占被打破，巫权与王权的冲突逐渐显露出来，这就意味着殷商晚期政治结构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正在萌芽，意味着巫史开始走向式微。其二，商代晚期卜事的减少和占卜法的改革，一方面表明人和神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人的能动性意识逐步得到了发挥；另方面预示着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一种新的宗教价值观正在萌芽、生根。道家的“道”，儒家的“孝”、“德”等观念，都可以在此找到其思想根源，这就意味着商代晚期意识形态领域里发生的变化，为后来诸子百家的出现孕育着思想胚胎。其三，商代晚期巫史失宠，流散民间，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一个前兆。原始的道家与最初的儒者，追本溯源都是由零落式微的巫史演变而来，这似乎表明，殷商晚期以来，中国学术文化正经历着突破“吏师合一”的王官的尝试。只是由于“武王革命”以及周公“制礼作乐”带来的社会和文化的变革，阻截了“哲学的突破”，使得诸子百家的蜂起推迟了五个多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