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好意思吗?单说周武伐纣,说纣王残暴,从古至今都是有争议的。从目前的文献看,小邦周反贼一枚,古本竹书纪年,就是清华简,有明确记载,文王身前就已经称王,儒家不承认这点,汉景帝时期被怼的没办法,拿刘邦出来说事,才蒙混过去,到了董仲舒一家独大,后面就不提了。总之周武王偷鸡成功,大邑商倒了。微子启和周武早有约定,胶隔做的中间人,临阵谋反,导致帝辛连朝歌都没回的去,在鹿台自焚,还被周武把头割下来示众,完了微子启被封做了宋的国君。然后周朝抹黑帝辛不遗余力,纣王的罪出于今文《尚书》六项,最大的一条居然是酗酒,到了战国增加二十项,西汉增二十一项,东晋增十三项,越加越多,最后搞了一百多条。实际上,历朝历代都有质疑的声音。子贡,孟子,朱熹…等,都曾质疑过纣王的罪名,甚至孔子都说过桀纣之恶不致如是。事实上周灭商以后,叛乱不断,先有武庚,就是纣王的儿子,被周公旦和老姜灭了,后有北方和东方的商朝遗民,周成王亲征才平掉,几乎一半疆域都造反了。
古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为一个神权国家?
记得小时候,太姥姥在家里拜神。
因为那几尊神像,看起来阴森森的。尤其是到了晚上,越看越人。所以我和表弟、表妹就总觉得家里能看见鬼。
后来,我们说的话被太姥姥听到了,她就很严肃的说:“世界上没有鬼,别乱说!”
我们仨的脑回路,当时就宕机了。愣是搞不懂这是啥操作。
既然不相信有鬼,那干嘛要拜神呢?
神和鬼不是同一个体系内的玩意吗?
直到多年后,我们才明白,自古以来,咱们中国人都是“敬神”而不“信神”。
遇事不决,去庙里求签。
抽到好签感叹菩萨真灵,菩萨保佑。
抽到凶签什么破庙?下次再不来了。
人在路上走,眼皮子跳。
左眼皮跳左眼跳财,这是好征兆呀!
右眼皮跳什么右眼跳灾?都是迷信!
大多数人都是如此。习惯于“功能性拜神”。
没需求的时候,绝对不去拜神。
有需求了,一定要去庙堂拜拜。
进去之后,不管什么神,先拜了再说。信不信不重要,关键是神要保佑自己。不能保佑自己的神,那是假神仙,下次不拜了。
一言以概括之,大家虽然拜神,但拜神的前提是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对自己有利的才相信。不利的,不信。不是神说啥就是啥。这就是咱们中国人普遍信仰的神明观。
回到这个提问来说:为什么我国古代没有发展成一个神权国家?
因为我们国家很早就缺乏神权统治的土壤。
现在的中国人,汽车后视镜上绑红绳,档把上挂佛珠,反光镜上挂毛爷爷像,副驾驶收纳箱里还放着几本佛经。然后开口就是“上帝说什么什么”。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什么都信。很虔诚。
然而其实,这种人骨子里是什么都不信。
古人也一样,感觉庙太大了,只供一尊神太浪费地儿了,就多供几尊。把儒释道的大神全搁在一起供。拜一次就全拜了。
明朝时,朱棣曾下旨“禁祀孔子于释老宫”。
严禁将孔子、佛氏、老氏并祀于一堂。
但老百姓不理会朝廷禁令,一切如故。
像这种“敬神”,却从不“信神”的社会。神权又怎么可能凌驾于皇权之上,继而发展成神权国家呢?
说到这里,又有个新疑问:难道华夏文明从诞生之时起,就是如此吗?
实际上,也不是。
夏朝尚神,商朝尚鬼。夏商时代,祭祀非常活跃。几乎就是“遇事不决就拜神”。
当时的中国与埃及、两河、印度、欧洲、美洲原住民文明一样,掌握祭祀的人,享有很高的话语权。可以说,神权和王权并立,甚至可以说,神权有时候还大于王权。
只不过,由于从周代开始,华夏文明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世俗化理论体系,所以才导致我们对神明的态度变成了“功能性拜神”。
这个转变的过程,大致如下:
商代以前神最大,一切靠老天保佑!王也不例外。
西周时期德行要好,老天才会保佑!王只是天子。
春秋时期天子算个屁,德行好就行,没老天啥事。
战国时期只有德还不够,还得有刑。没老天啥事。
秦朝以后用刑管制,用德教化。天子掌管祭祀权。
这方面的变化,看典籍就知道了。
比如《尚书》。
天不可信,我道惟文王德延《尚书》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
《尚书》创作于西周。从以上摘取的内容就不难看出,西周时期的人就意识到了,神明不可信。
不是说你祭天,你就是天子,天就一定会保你政权的延续。
你除了祭神,还必须要有德行,要对老百姓施仁政,你才配得上天子之名。
如果你对老百姓不好,老百姓想推翻你,天也会听从老百姓的呼声灭亡你。
还比如《左传》。
(曹刿)问:“何以战?”(鲁庄)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齐国打鲁国,曹刿问鲁庄公,你凭什么与强大的齐国作对?鲁庄公说,自己平时对鬼神祖先很敬重,自己有神灵保佑。曹刿直接表示神灵是不会保佑您的。你只有对鲁国老百姓好,你才有一战之力。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旧有的社会理论遭到了全面的颠覆。周朝的“天最大”,以及周天子代天施政的观念受到了挑战。
当“天”这个概念被诸侯捅破了个窟窿后,统治者再想补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从这时候开始,德行的重要性就超过了祭祀。统治者只要有德就行了。没天啥事。
再比如《孟子》。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
孟子说的话,就很直白了。老百姓才是政权稳定的关键。压根都不提神明。
又比如《礼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
西汉的戴圣认为,当政治国的人必须要有“矩之道”。要得民心,要有德行,要知道德本财末的道理。
神,当然是要敬的。但不能搞错了本末。
你是因为有德,有民心,你才是天子。所以你才掌握了祭天权。
不要小看了这些先秦典籍的重要性。
因为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这些典籍都是儒生必读的。特别是从隋唐开始,当科举制度兴起之后,像《尚书》这样的书籍,都是考科举的人必须读透彻的书籍。
这就跟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经学院一样。许多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从小就学经典。
只不过,他们学的是上帝或者真主是如何创造世界的,要如何敬神。
而在中国,读书人学的是天不可信,单靠祭祀打不了胜仗。统治者只有保民,只有依靠老百姓,才能延续其政权。
总的来说。神权是在周朝之前比较明显,商朝人就特别迷行,小大之事悉皆卜之。
但从周朝开始,神权就逐渐不重要了。皇帝虽然名为天子,掌握代民祭天权力。但统治者也明白,那都是扯蛋玩意。单靠神权唬不住老百姓。自己真正维持统治的法门,是用刑法管制老百姓,用德行教化老百姓。
谁敢用神权来挑战自己,自己就灭了他。
比如三武一宗灭佛运动。
连皇帝都如此现实,老百姓就更现实了。神权社会自然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