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重文抑武的难言之隐：宁可重用文人贪官

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奇怪的王朝，一方面，宋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是当时世界上第一经济强国、文化强国，中国最有名的四大发明，有三大发明在宋朝发明或进入实用阶段，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也发明在这个时期;另一方面，宋朝被称为“弱宋”，先后被辽国、西夏、金国、蒙古这样的少数民族政权欺负，并最终金灭北宋，蒙灭南宋。宋朝有的是钱，人口也不少，为什么会打不过经济实力、文化实力、人口数量远远不如自己的少数民族政权呢?这缘于宋朝实行的“重文抑武”国策。宋朝的武将社会地位太低了，低到了“好男不当兵”的地步，低到了级别高的武将要向级别低的文官让路乃至下跪的地步，低到了武将被文官认作干儿子要兴高采烈的地步。狄青被贬，岳飞被杀，武将的悲惨命运并不是偶然的。

唐朝、五代的藩镇割据把赵匡胤吓坏了

宋朝的江山怎么来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赵匡胤一夜之间由将军变成了皇帝。但赵匡胤并不是第一个被黄袍加身的将军，在他之前，有许多将军和他一样，被逼要披上黄袍的。从唐朝中期到五代十国，是武将们的“黄金天下”，唐朝时武将的权力到了皇帝都管不了的地步，五代时的武将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有点野心的都想过过当皇帝的瘾。

唐朝走下坡路，来自于安史之乱。安禄山这个家伙，深受唐玄宗和杨贵妃重用与宠爱，但他也是最没有良心的将军。安史之乱并没有让唐朝失去江山，但却让唐朝“天可汗”的雄风不在。安史之乱之后，节度使们掌控了更大的权力，当兵的“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部队都不再是天子之兵，而成为节度使们的私人部队了。节度使们就象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一样，拿着周王不当一回事了。如果象齐桓公一样“尊王攘夷”还好说，如果象楚庄王一样都去周王朝“问鼎”之轻重，那还不是造反的节奏吗?这还不算，唐朝后期的一些节度使们，根本不是皇帝封的，而是将领们拥戴的，到了五代十国时，这种大逆不道的事越演越烈，由拥戴节度使演变为拥戴皇帝，河东节度使石敬塘被拥立过，后晋大将杨光远被拥立过，后唐大将符彦饶被拥立过，后唐明宗李嗣源被拥立过，至于赵匡胤被黄袍加身拥立，早已经不知有多少次前车之鉴了。

所以赵匡胤被促拥着当了皇帝，但心中其实是很害怕的，因为有如此多的前车之鉴，就意味着将领们可拥立自己，也可以拥立别人。如果这样的事再次发生，自己也将会成为五代时的短命皇帝之一，大宋王朝也不会千秋万代，而是昙花一现。但赵匡胤又是一个仁慈之主，不想大开杀戮，于是他左思右想，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靠一杯酒和哥们义气，让武将们自动放弃兵权，回家当富家翁去。

宁可重用文人贪官，也得卸下武将包袱

从五代十国时代生活过来的赵匡胤，非常明白武将专权的危害，因此“杯酒释兵权”后，着手改革唐朝、五代的统治体制。一是建立“士大夫民主制度”，不以言论杀人。

两宋三百年，除了张邦昌因为当了33天皇帝被杀外，基本上没有杀过文官;二是建立用文官限制武将制度，办法是在各地设立文官郡守、知州的同时，设立通判制度，而通判有权利向中央直接负责，汇报当地官员的“德、能、勤、绩、廉”，当然，当地主管知州也有权利向中央汇报通判的优劣。这样形成互相制约;第三是在各地设立转运司，转运使由文官担任，负责将各地的财赋、粮食、物资等“转运”到中央，由中央直接掌控财粮大权;第四是在各地设立提刑司，提刑官也由文官担任，负责司法。这样，各地的军权、行政权、财政权、用人权、案件审断权等全部由文官担会，权利收归朝廷。而原来由节度使掌管的这些权利被全部剥夺，武将只负责打仗，打完仗后将权力交回。两宋的武将没有能造反成功的，就是因为制度制约了他们的权利，他们是没有办法造反的。

赵匡胤对于文官，也并不是完全放心的，所以设立通判进行制约。他本人还多次微服私访。比如有一次微服私访丞相赵普家，因为他得到了吴越国钱俶给赵普送了“海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海鲜”需要搞清楚。赵匡胤给赵普来了个措手不及，当场翻看“海鲜”模样，结果是一坛坛黄金，将赵普吓得不轻。但赵匡胤并没有处罚赵普，并让他从容收下，赵匡胤的理由是：“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即便文官们都是贪官，也比不上一个武将造反的。两宋贪官不少，就是由赵匡胤纵容而产生的。

在赵匡胤的文官政治改革下，宋朝的文官地位得到显著提高，以后世代相传。宋代的文官不只社会地位高，而且物质待遇也高，实行的是“高薪养廉”制度。相比而言，武将的地位低得不得了。名将狄青立下战功无数，但在文臣韩琦面前，竟然吓得赫赫发抖，他的部下焦用，被韩琦不顾狄青求情当场斩杀，狄青屁脾气没有。其实狄青和韩琦是平级的，但韩琦是进士出身，而狄青是行伍出身。而且，狄青最后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贬到陈州，只是因为“怕他造反”，宰相文彦博给出的理由是“没有其他的，就是我们怀疑你，怎么样?”，把狄青活活郁闷死了。

南宋的武将岳飞，大家所熟悉的，立下十大汗马功劳，最后还是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其地位之低可见一斑。中书舍人虞允文在抗金前线激励士气，竟然前线的将军说如果打胜仗了，我就认你做干儿子，而这位将军不但不恼，反而感激涕零，觉得虞允文抬举他。开国元勋、当朝枢密使大将曹彬，只要一遇到文官坐轿过来，立码让路。这个文臣社会地位高于武将的情况一直到明朝还未改变，名将戚继光就说自己是张居正的“门下走狗”，根本没有大将军应有的豪情。

代代相传，宋真宗留下“金钱换和平”先例

文官当权，武将功劳再大也不行，那遇到敌人犯境怎么办?和其他朝代不同的是，宋朝在武将缺乏的情况下，文官也能上阵杀敌，且取得不错的战绩。

前面所说的负责慰劳军队的中书舍人虞允文就是个文官，在他的指挥下，大破金帝完颜亮，取得采石大捷;宋朝的名相寇准也是文官，就是他在辽国犯境、一片喊逃声中，激励宋真宗御驾亲征的。宋真宗和宰相亲自督战，宋军果然士气大振，射杀辽军主将萧挞览，大败辽军。奇怪的是，取得胜利的宋军却与辽军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和平协议，答应每年赔给辽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真宗对这个赔偿非常满意，重赏了达成这个协议的殿直曹利用。因为宋真宗觉得曹利用太会办事了，这个小小的赔偿，比宋朝用于作战的军费不知少了多少。表面看是花了钱，实际上是省了钱。

宋真宗给宋朝留下了“金钱换和平”的先例，所以宋朝以后多以此办法办之，宋辽自檀渊之盟后，果然达成了近百年的和平。自此以后，宋朝更轻视武将了。宋真宗写了一首《劝学诗》，这样说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举宋全国人民皆向书本看齐，想改变命运，那只有科举一条路。至于练武，那是粗鲁人才干的事，“好男不当兵”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宋皇帝本以为用金钱可以换来永远的和平，因此赔过辽国，赔过西夏，赔过金国，赔过蒙古。但令宋皇帝想不到的是，金朝和蒙古人都是虎狼之师，他们不但要钱，还有灭国的野心的。灭了你的国，不但得到金钱，还能得到人口和土地的。重文轻武是一柄双刃剑，虽没有了武将兵变之忧，却带来了亡国之患。有时侯用金钱换和平是不灵的。最后金国野心膨胀，灭了北宋;而蒙古人干脆把金国、西夏、南宋全部灭掉，开启了新的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