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凡·爱克(1390-1441)尼德兰码祥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与他的哥哥胡伯特·凡·爱克一道并称为油画之父。他们兄弟俩在哥特时期将要结束的时候,集众人之长,在历史上正式确立了油画的地位。
凡·爱克兄弟找到了一种简便的用油溶化颜料作画的方法,创作了纯粹的油画。美术史家虽不能断定凡·爱克兄弟是油画的发明者,但至少他们是在前人试验的基础上找到了一种理想的以油脂为汪祥主的绘画媒剂配方。不少专家认为他们最大的功绩是在油脂中加入了天然树脂,使行笔流畅、媒剂速干。杨·凡·爱克的《阿尔诺芬尼的婚礼》、《根特祭坛画》(现藏于比利时根特城的圣·巴冯教堂,由23幅画组成。)被认为是欧洲油画发展史上的重要作品。凡·爱克兄弟发明的调油技术,据说是用一种“白布鲁日光油”和亚麻仁油混合在一起作画,用它们调和他在坦培拉绘画中使用过的颜料,发现效果很好。(一些研究者认为,“白布鲁日光油”是精馏松节油,现在我们仍使用松节油稀释油画颜料。)意大利最早研究并掌握油画技法的画家安东奈洛·达·梅西纳(AntonueuoDeMessina1430-1479)据说是在去尼德兰了解到凡·爱克兄弟的油画技法之后,回到威尼斯传授油画迟陵搏颜料使用方法的,自此油画作为一个独立的画种在欧洲大陆流行开来。几百年来,经过各代画家的继承和创造,油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
杨·凡·爱克的代表作品《阿尔诺弗尼夫妇像》(画板油画,82×59.5cm,1434年作,伦敦国家美术馆藏)是一幅男女组合的肖像画。在十五世纪前半叶,这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就当时来说这样的作品完全是革命性的。这幅画以法兰德尔富商的家作为场景,阿尔诺弗尼夫妇合手站立着。屋里没有刻意的修饰,但我们可以从悬挂的吊灯、衣着的华贵、两人牵手之间的被褥等等,可以看出主人的财力和趣味。同时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表现这些吊灯、衣着、被褥以及室内的每件家具,是何等的精制绝妙。窗口射入的阳光、受阳光照射而烁烁发光的铜吊灯、正中央的凸镜、男主人身上无袖披风的裘皮边等等,具有惊人的真实感。
《阿尔诺弗尼夫妇像》就整个画面看,它描绘的的只是房间的后半部,画面的构图是简洁而生动的。窗、床、天花、墙壁构成这四方型的透视感,把房间的延伸到了我们面前。画面上由于透视的原因我们只能看见后半部,但是不易察觉的是,杨·凡·爱克用巧妙的绘画技巧暗示了这个空间的延伸:这就是画面中央的凸面镜。仔细一看,凸面镜所镜像的正好是我们看不见的房间的前面部分。在这里杨·凡·爱克利用了凸面镜所特有的圆度,把左边敞开的窗户、右边连着天花的床、中间的吊灯、还有阿尔诺弗尼夫妇的背影都镜像出来了。甚至在两人背影之间,有正开着的门,两位客人正走近屋来,这些细节杨·凡·爱克都无遗的表现了出来。
川家康,(とくがわいえやす)(天文11年12月26日-元和2年4月17日;1543年1月31日—1616年6月1日)日本战国时代末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江户幕府的第一代将军。生于名古屋附近的冈崎,为冈崎城主松平广忠之长子,原姓松平氏,小名竹千代,初名元信,后改名元康,最后改名家康,1566年奉敕改姓德川。德川家康的先祖是发迹于三河地方的一个土豪,在战国时代逐渐上升为战国大名,到松平广忠这一代时,松平氏已领有整个三河国。但其领国被夹在势力较强的两个大名尾张的织田氏和骏河的今川氏之间,地位很不巩固。
1547年松平广忠与尾张的织田信秀作战,为请骏河的今川义元援助,将六岁的家康送作今川氏的人质,但中途被织田氏所夺,监护在热田有两年之久(一说被扣在那古屋)。在此期间,其父广忠被自己的近臣暗杀。1549年担任今川军师的太原雪斋指挥七千大军攻陷三河的要冲安祥城并掳获了守将织田信广,雪斋遂跟织田信秀交涉,成功以信广交换被劫走的松平竹千代(德川家康)。德川家康便返回冈崎,仅十日又作了今川氏的人质。八岁至十九岁这十二年间,德川家康作为人质住在骏河。
1560年桶狭间之战,织田氏大败今川氏,今川义元阵亡。从此德川家康摆脱今川氏而独立,1562年与织田信长结成同盟,开始全力经营三河。由于他求成心切,采取过激措施,激起了1563年三河国全境的一向宗起义。经过他近一点的攻战,残酷地镇压了起义后,才逐渐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基地。
1568年德川家康的同盟者织田信长进入京都,迈出了统一全国的第一步。这时已在三河打下了坚实基础的德川家康开始采取东进政策。1570年他联合织田信长在妹川打败浅井氏、朝仓氏,将治所迁往滨松。但这时武田信玄也想夺取全国政权,为扫清进军道路上的障碍,屡次出兵远江和三河。
1572年10月,武田信玄率四万五千人大举进军京都。德川家康闻讯率自己所部及织田信长援军一万余众迎战于三方原。此战便被称为三方原合战。由于双方兵力悬殊,且用兵之妙信玄又略高一筹,结果德川、织田联军大败,织田援将·平手凡秀战死。此战死伤千余,德川家康逃回滨松。此役德川家康虽然打了败仗,但武田信玄却十分佩服德川军的勇猛顽强。武田信玄的猛将马场信秀事后对镇祥信玄说:“看了三河军的尸体,面朝我军倒下的都是脸朝下,面向滨松倒下的都是脸朝上,这说明这些士兵都是向前冲杀时战死的,因想逃跑而被处斩的一个也没有。”据说德川家康就是经过此役而取得了“海道一雄”的名声。
此后德川家康一面与武田氏对抗,一面加强领内建设。1575年5月,联合织田氏于长镇旅冲筱之役大破武田胜赖,1581年陷远江的高天神城,把武田氏驱逐出远江。翌年随织田氏灭掉武田氏,领有骏河。
1582年织田信长死于本能寺。信长一死,围绕政权落入谁手的问题各大名之间展开了激烈斗争。本能寺之变时德川家康正在界市,因急取近道需经伊势返回三河,期间由服部半藏等护送平安回到三河,才免遭危难。
德川家康返回冈崎后,发现中央的实权已被丰臣秀吉夺去。为了积蓄实力准备将来与丰臣秀吉分庭抗礼,他更加坚定了东进的决心。不久发兵占领了甲斐,同时把手伸进了信州。至1583年前后,德川家康已先后把三河、远江、骏河、甲斐、南信浓五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当时东海道地区兵农分离进行得很缓慢,还没有像大内氏和北条氏那样形成大名的城下町,家臣和自己的封地还紧密地联在一起,因此要控制家臣必须牢牢地控制住土地。鉴于这种情况,德川家康当时对所属家臣一律采取给予封地的形式,通过土地这个纽带来控制家臣。
这一时期德川家康也很重视发展领内的工商业。早在三河国时他就把三河的小山新市作为“乐市”,免除各种税役。迁入滨松后,他又整顿了各种工商业团体。征服甲斐后,统一了通过甲斐全境的度量衡,招揽外地商人到三河、远江进行贸易。通过这些措施,德川家康不仅稳定了对新领地的控制,而且增强了经济实力。
此后丰臣秀吉步步推进国内的统一,不久当上了关白和太政大臣,名副其实地掌握了全国政权。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之间也很自然地变成了近似于主从关系的一种关系。
丰臣秀吉征伐九州时,德川家康未被征调,摆脱了一次巨大的消耗。但1590年征伐小田原时他参加了战斗。北条氏灭亡后,德御歼川家康被封于关八州,年贡260万石。1590年8月1日德川家康离开五国迁往江户(现东京),从此采取一系列措施,全力经营关东。
首先,采取新办法配置家臣。德川家康在靠近江户的武藏、相模等地,集中了直辖地和封地在一万石以下的下级家臣。万石以上的高级家臣配置得尽量远些,分布的密度是关东的西南部略稀,东部与敌对性大名接壤的边境地带较密。显然,这样配置是一种临战体制。而且他在进入关东的同时,便决定将封地换算成产量发给家臣。这些措施对进一步控制家臣,巩固关东新领地起了很大作用。
其次,德川家康为了调整农村中的租佃关系,稳定新领地的秩序,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检地。其具体办法是,在土地登记册上,在隶属农民登记人姓名的右上方标上人名肩书,表明该人耕种的土地其领有权是属于哪个名主的。这样做,是既承认身为领主的名主的土地领有权,使其负担交缴年贡的责任,另一方面又承认租佃者尚不稳定的耕作权。这种措施对治理关东这种比较落后的地区是得策的。
最后,德川家康也十分注意发展领内的工商业。为了解决陆路运输和吸引外地商人来江户经商,从江户和周围农村征调人夫建立了道中云马役。为了解决水路交通问题,组织人力挖掘沟渠,使船舶可以直接停靠江户城下。又指定专人管理领内的度量衡;委托从旧领地跟来的土豪式商人发展江户的市区建设和对工商业进行管理;1592年以后,铸造了号称武藏小判的一两金币,以促进货币流通。随着江户建设的步步进展和工商业的繁荣,外地商人纷纷来到江户。德川家康对关东的建设,为他后来夺取全国政权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援和巩固的根据地。
1598年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是五大老的首领。1600年,他进攻上杉景胜。接着于当年9月的关原之战打败石田三成,掌握了全国政权。1603年2月,被朝廷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右大臣、源氏的长者(即源氏的族长、家主)。同年,他在江户开设幕府。1605年,把将军职让给了儿子秀忠,退居骏府城,但作为大御所仍然掌握着军政实权。1615年5月大坂(今大阪)之役,灭掉丰臣秀赖,实现了所谓的“元和偃武”。1616年3月,出任太政大臣。4月17日死于骏府城,终年76岁,葬于久能山。翌年,追谥正一位,受东照大权现的敕号,后改葬日光山。
阿育王Asoka,印度孔雀王朝君主(公元前273—前236年在位)
阿育王的知名度在印度帝王中是无与伦比的,他对历史的影响同样也可居印度帝王之首。他一生的业绩可以明显分成两个部分,前半生是“黑阿育王”时代,主竖喊铅要是经过奋斗坐稳王位和通过武力基本统一了印度,后半生是“白阿育王”时代,在全国努力推广佛教,终于促成了这一世界性宗教的繁荣。
阿育王之名可意译为“无忧王”,是孔雀王朝第三任国王。他的祖父旃陀罗笈多创立了孔雀王朝,并击败了入侵的希腊人,他的父亲宾头沙罗巩固了这个国家,并向南扩展了国土,累计攻灭了十六个国家。站在祖父两代的肩膀上,阿育王有着有利的创造更大历史业绩的条件。
佛家经典说阿育王从小就有佛心佛性,但他早年的行为并未能体现出这一点。他18岁时被任命为阿般提省总督,后来在镇压旦叉始罗城叛乱中立下大功,积累了政治资本。公元前273年父王宾头沙罗病重,阿育王回国争夺王位,传说他杀死了99个兄弟之后才坐稳了宝座,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王位争夺的血腥激烈由此可见一斑。经过四年拼杀,阿育王终于排除了一切反对势力,举行了灌顶仪式(即印度当时的登基仪式)。
杀人无数的阿育王在即位后仍改变不了他凶狠嗜杀的作风。据说他专门挑选最凶恶的酷吏去设立“人间地狱”残害百姓。他发动了一系列统一南亚次大陆的战争,曾征服过湿婆国等,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公元前261年远征孟加拉沿海的羯陵伽国的战争。这次战争使孔雀王朝基本完成了统一印度的事业(最南端的部分除外,历史上很少有北印度的政权能征讨到这里),但也造成了10万人被杀,15万人被掳走的人间惨剧。这一战是阿育王一生的转折点,也是印度历史的转折点。阿育王被伏尸成山、血流成河的场面所震撼,深感痛悔,从小埋藏在他心中的佛性,曾一度被权欲所遮盖,这时终于被恻隐之心所唤醒。他同佛教高僧优波毯多次长谈之后,终于被感召,决心皈依佛门,彻底改变统治策略。
我们不妨看一看这时的佛教。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到此时已经有300多年了,期间经历了七位持法者,进行过两次大结集。佛教的四谛、五蕴、八苦、众生平等的思想也广泛传布到印度次大陆的千家万户,但与这时的耆那教、婆罗门教、阿耆昆伽教等印度的其他主要宗教相比,并未取得压倒性优势,更未传布到印度以外的地区,而随着传播的进行,其内部也分化成渗巧了不同的教派。在阿育王皈依佛教之后,佛教的传播取得了质的飞跃。
阿育王宣布他将不再主动发动战争,即使不得已的战争也将尽量减少伤亡。他宣布佛教为国教,将他的诏令和“正法”的精神刻在崖壁和石柱上,成为著名的阿育王摩崖法敕和阿育王石柱法敕。他倡导的正法,包括以下这些基本内容:对人要仁爱慈悲,包括孝敬父母,善待亲戚朋友和其他人,对动物也要尊重它们的生命,因为它们也是“众生平等”的一部分;要多做有助于公众的好事,如修桥造路、种树建亭等;要对其他宗教宽容,给予耆那教、婆罗门教、阿耆昆伽教应有的地位,禁止不同教派之间的互相攻击。这些“正法”的内容体现了佛教的基本精神,也包含了阿育王本人的统治需要。
阿育王向佛教僧团捐赠了大量的财产和土地,还在全国各地兴建佛教建筑,据说总共兴建了84000座奉祀佛骨的佛舍利塔。为了消弭佛教不同教派的争议,阿育王邀请著名高僧目犍连子帝须长老召集1000比丘,在华氏城举行大结集(此为佛教史上第三次大结集),驱除了外道,整理了经典,并编撰了《论事》。阿育王开始向边陲地区和周边国家派遣了包括王子和公主在内的佛教使团以传播佛教,斯里兰卡、缅甸,甚至叙利亚、埃及等地都有他们辛勤的足迹。这是佛教走出印度,迈向世界性宗教的开始。
推行佛教的消灭个人欲望和忍耐顺从显然有利于阿育王的统治。阿育王统治下的孔雀帝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阿育王本人在行政、军事、司法等方面都有绝对的权威。全国分为若余好干行省,行省总督通常由王子担任,但行省内部仍有着许多保持自治或半独立的部落,孔雀帝国还不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
公元前236年,阿育王枕着“护法名王”的尊号离开了他的子民。孔雀王朝的国祚不长,在他死后只延续了半个世纪便告终了,印度又重新陷入了分裂割据的局面。印度的历史一直分多合少,即使在统一时期也存在大量半独立的地方王公,但孔雀王朝作为第一个基本统一印度的政权,它的事业成为激励后世无数雄心勃勃的枭雄去奋斗的目标。
佛教经过阿育王的大力倡导,终于从一个信徒人数较多的民间组织发展为印度最大的宗教(近千年后才被婆罗门教取代),阿育王大力向邻国推广佛教,直接促成了佛教成为世界性宗教,除了南亚次大陆之外,东亚、东南亚、中亚都曾经是佛教的势力范围,特别是在人口众多的中国,自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之后,便落地生根、蓬勃发展,至今仍是中国信徒最多的宗教。在泰国、缅甸,佛教至今仍占有压倒性地位。对于佛教来说,阿育王是仅次于释迦牟尼的第二重要人物。
不妨将阿育王同倡导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比较一下。他们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对于佛教或基督教,他们一开始都是站在对立面的,但最后都皈依并大力倡导之,使其最终成为世界性宗教。佛教从创立到阿育王时代是300多年,基督教从创立到君士坦丁时代也是300多年,它们在相似的年纪取得了命运的历史性转折。阿育王和君士坦丁都曾召开宗教大集会协调不同教派的纠纷,对佛教和基督教的教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