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研在汉示中的哲学

研，是指分析事物；字形结构为会意，意为把石头分开，也就是一分为二的意思。由于矛盾的普遍存在，所以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分析事物要一分为二，所谓凡事皆有利弊。一分为二方为“研”，祖宗在造字的时候就就寓哲学思想在其中。

举例直观的传统思维方式在古代汉字中的体现

整体观方法论与形象整体思维方式指导了汉字的大规模创立汉字是世界上与众不同的独树一帜的文字。它的创立标志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与众不同。过去西方一直认为汉字是象形文字，国内也有一部分人随之附和。然而纯象形文字是一种落后的文字。而汉字不是单纯的象形文字，它的优点在于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方法论与思维方式，要比其它各国的只是以谐声为主的拼音文字具更深的内涵。称外国文字为拼音文字是说得通的，但称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就说不通，因为“象形”只占汉字创立方法的六分之一，故称中国文字为汉字较为合适。汉字的创立经历了漫长的阶段，一般公认的时序为：“汉字孕育于裴李岗与仰韶时期（距今约8000~5000年），肇始于龙山文化时代（距今约4800年），成熟于殷商之世（公元前1600年）”[注3]。从汉字起源看，正是古人运用整体观方法论与形象整体思维方式的结果。形象整体思维对事物认识有一个形象化的思维过程，由于这个缘故，汉字组字法“六书”中就有“象形”一法，但这已不是简单的“象形”了，汉字中“象形”已具有“形象”的内涵。“象形”是一对一的，而“形象”则是一对整体的，故“形象”中包含有“象形”，“象形”中体现了“形象”。单纯的象形文字，世界上许多文明古国均有发现，但又均无生命力，原因只一个，因为它只是“象形”而已。而汉字中的“象形”则是与“形象”相联系的，表现出了整体观的内涵，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象形”只是汉字组字法“六书”之一，因为汉字的“象形”要体现出“形象”的内涵。文字作为一个具体的语言符号，同样应具备语言中某些词汇的“形象”内涵，即指代表一事物共性的词汇，这种词汇在语言、文字中很多，如水果、动物、植物、山、水....等，对一事物共性的认识越完善，就越具对这事物的整体观。然而运用这种以“形象”为主的共性方法，是形象整体思维方式牧渗S徵，尽管任何语言文字中均有这种“形象”内涵，但只有中国人遵照整体观形象整体思维的指导使文字与语言在运用上达到了一致，这是汉字创立的主导因素。虽然其它各种语言与文字也具这种“形象”内涵，但由于它们未受到整体观与形象整体思维方式的指导，故未能以语言中已经体现出来的“形象”的方法去创立文字，而是在逻辑思维方式的指导下以拼音方法创立的，使得拼音化文字只是成为对语言一对一的纪录符号和再现工具，而不具备文字成为一种工具后，具有的相对独立和更深层内涵。汉字则具备了这点，按照“形象化”所要求的原则，汉字的组字法必然会产生一个使文字在运用时应具备各种功能的宏观意义上的方法，这就是汉字的组字法----六书，即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指事。“六书”是语言与文字的共性所在，是形象整体思维方式的产物，因此，汉字的大规模创立，应是在形象整体思维指导下实现的。从汉字产生的时序上看，上述观点也是成立的：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契刻符号是在河南裴李岗文化墓葬中随葬的龟甲骨器上发现的，它是距今8000年左右的实物。而在之后的仰韶时期遗址或墓葬中，这种契刻符号越来越多的被发现，著名的有仰韶、大汶口、半坡、姜寨、五楼等地。然而1979年在江苏海安青墩松泽文化墓葬中发现了引人注目的契刻符号，这就是墓葬中的鹿角枝的骨角□上的数字卦刻符。数字卦刻符自宋代起历代均有发现，但一直被史学界认为是奇字或族徽，直到1980年考古所张政□先生破译出这些刻符是与《易经》有关的，而且是最早的卦形后，从此揭开了考古研究的新篇章。(注4)这个发现，首先证明了《易经》的起源要比汉字的起源早牧涨h（契刻符号还不能算是文字）；其次，易之方法论与思维方式也必然在汉字创立前就已形成。据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早期墓葬中发现的具有青龙白虎的天文图，已经证明，在仰韶时期，古人已开始运用“形象化”方法来认识宇宙万物的共性了，青龙、白虎的形象是整体观方法论与形象整体思维方式已被运用的证据；其三，据此，古书所纪载《易经》起源于仰韶时期伏羲时代已不容怀疑。从《易经》内容在仰韶文化期各地墓葬中均有发现的事实来看，语言的交流作用是巨大的，它早于文字并传播了易之方法论与思维方式，为汉字的大规模创立起到了催化与统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