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对商鞅评价如何？请各抒己见？

商鞅变法

战国的时候，出现了七个强国，它们是：齐、楚、燕、韩、赵、魏、秦。

秦国在秦穆公逝世后，国势有些衰弱。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他是个有为之君，即位之初就下了一道求贤令，网罗各地的人才。当时，卫国的贵族卫鞅来到秦国，经大臣景监的举荐，与秦孝公相见。

卫鞅与孝公见了三次面，谈论了先王治国之道。秦孝公对他所说的话题一点也不感兴趣，等他走后直向景监埋怨。但是第四次卫鞅却说动了他。卫鞅说“要想使秦国走上富强之路，必须改变先君留下的法令，重视农业、重视作战、重视刑罚。”

秦孝公忙问：“变法图强说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困难！请您给我详细说说。”卫鞅说道：“首先重视农业，可以奖励耕织，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人民勤于耕种，不再游手好闲。其次重视作战，凡立下军功的将士，都要给予重赏，这样他们才能奋勇杀敌。”

秦效公又问：“那么，重视刑罚的好处在哪里呢？”

卫鞅侃侃而谈：“进行改革，必须重视刑罚。如果赏罚不分明，朝廷的威信就树立不起来。”秦孝公越听越高兴，连吃饭都忘了。他与卫鞅谈了几天几夜，一点也不感到疲倦。

公元前356年，秦孝么封卫鞅为左庶长，让他主持变法。于是，他与卫鞅制定了新的法令：

实行连坐法，鼓励告奸；

奖励军功，禁止私斗；

限制贵族特权；

鼓励民户分居；

奖励耕织，抑制工商业；

焚烧诗书，禁止游说之人。

一开始，卫鞅怕老百姓不遵守自己制定们新法令，就命人在都城的南门树立了一根三丈长的大木杆，然后传下一道命令：“如果有人将南门的那根木杆移到北门，可以得到10两金子的赏赐。”

都城的居民得知这道命令，都觉得很奇怪，于是围在南门外想看这件事如何收场。大多数人不相信有这等好事，认为左庶长闲着没事，欺骗老百姓。

卫鞅一看老百姓不把他的命令当回事，就再下了一道命令，把赏金提高到五十两金子。正当人们对这两道法令议论纷纷的时候，有个壮汉走近木杆，说：“既然大家都不愿移动这根木头，那我就来试试。”说着，他将那根木头扛在肩头，向北门走去。

这壮汉真的把木杆移到了北门，这时有差役将此事报告卫鞅。卫鞅见终于有人相信自己的命令了，就真的赏给扛木头的壮汉五十两金子。人们见卫鞅的法令真的管用，从此相信新法，愿意依法办事。

公元前350年，秦孝公迁都咸阳。卫鞅又进行了第二次变法，在境内实行郡县制。经过两次变法，秦国发展很快，已经国富兵强。公元前340年，卫鞅被封为大良造，率领军队与魏军作战，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孝公见变法已见成效，封卫鞅为商君，从此卫鞅就被人们称为商鞅。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逝世，秦惠文王即位。惠文王不喜欢商鞅，就以谋反的罪名将商鞅处以车裂之刑。商鞅虽然死了，但他制定的新法却依然得到贯彻。

读《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掩卷思之，实感被一些古今学人推崇备至的大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法学家商鞅是个一言难尽的悲剧性人物。

商鞅是战国时期出身于卫国宗室的少年才俊，喜好刑名之学，在魏国当差，怀才不遇，离魏入秦，走宠臣景监的门子，得到秦孝公的多次召见。商鞅察言观色，多方试探，以三寸不烂之舌，极力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终于获得秦孝公的首肯，遂被秦孝公任用为左庶长，开始着手实施变法。

商鞅变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力行法制，其特点是轻罪重判，刑罚严酷。他首开连坐的法律先河，五家为伍，十户为什，相互监视，彼此检举，对作奸犯科者处以腰斩，藏匿者给以和投降叛变分子相同的严厉处罚。凡打架斗殴的，均按情节轻重一律科刑。不从事农耕而专事工商末利者和因懒惰而贪者，一律拘捕，妻子没为官奴。商鞅变法实行一年，受到官民强烈抵制，百姓纷纷到国都“上访”反对新法。商鞅认为新法难以执行，是由于上层有人作梗。太子违制，商鞅欲惩处太子，杀鸡儆猴，但“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只好拿太子师公子虔、太子师公孙贾垫背，对公子虔行刑（后又处以劓刑），处公孙贾以黥刑。这一招很灵，慢慢没人敢公开反对新法了，那些原来认为新法不好的臣民也都表示赞成，可是商鞅确认为“此皆乱化之民也”，将他们全部发配到边城里去。“其后民莫敢议令”。

商鞅任秦国相，大力推行强行变法，积怨甚深。有识之士赵良曾谴责商鞅，用严刑酷法残害民众，积怨结恨、埋下隐患，并历数商鞅种种不得人心的做法。赵良直言不讳警告商鞅：有朝一日，秦王会收拾你，你的死期指日可待。肺腑之言，被商鞅当作了耳边风。

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公子虔等人欲报仇雪恨，罗织罪名，告发商鞅谋反。国君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遁，亡死边关。他打算在客栈住下，但身无有效证件，店家不知他是商鞅，说：商鞅法令规定，留宿没有证件的人要治罪。商鞅不禁喟然叹曰：“嗟呼，为法之敝一至此哉！”他何曾想到，其苦心孤诣推行的法律如今被用来对付自己了。无栖身之所，商鞅只好逃往魏国，但魏国认为他是秦国的窃贼，拒绝收留他。走投无路，商鞅再次入秦，回到封地商邑，纠集党羽攻打郑地，被秦惠王发兵打败，车裂示众，灭了家族，应验了赵良的话。

当代的一些史家和法学家，评价商鞅的历史功过，认为他代表新型地主阶级的利益推行变法，遭到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反对，最后被残害。并认为商鞅变法对秦的国势强盛，进而统一六国，建立一统天下的秦王朝，起了重要作用。

秦始皇沿袭商鞅的法律思想，以严刑峻法维系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秦二世愈加残暴，登峰造极，人心尽丧，最后走向灭亡。如果说战国时诸侯争霸，天下大乱，“乱世用重典”，商鞅之法有一定的存在理由，那么在秦王朝“天下大治”之后，依然崇信法令繁密，刑罚严酷，迷信杀戮，就不能不说是失策之举了。汉高祖刘邦吸取秦亡的教训，推行一系列新的政策法律，特别是汉孝文帝对司法进行改革，废除连坐法，禁止残酷的黥、劓、刖之刑，实行相对的“治世用轻典”，以致有了史称的“文景之治”。

商鞅是秦国推行严刑峻法的始作俑者，如果说他的新法对秦国统一六国有积极意义的话，那么是否也可以说对秦王朝的覆灭埋下了祸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