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五马分尸。所谓车裂,就是把人的头和四肢分别绑在五辆车上,套上马匹,分别向不同的方向拉,这样把人的身体硬撕裂为六块,所以名为车裂。有时,执行这种刑罚时不用车,而直接用五条牛或马来拉,所以车裂俗称五牛分尸或五马分尸。关于商鞅的死。战国时,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孝公死后,太子即位为秦惠文王,商鞅受到敌对势力的攻击,结果被擒获,车裂于咸阳。此事在《史记商君列传》、《战国策秦策》、《韩非子和氏》等史籍中都有记述,《东周列国志》第八十九回“咸阳市五牛分商鞅”更作了详细的描写。当时,也有人是在死后其尸体又被车裂的,如吴起、苏秦及秦国的等。
司马迁简介,简介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开始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他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司马迁去世之后,《史记》并没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视。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经过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商鞅之法施行130年出现秦帝国,为何有人说商鞅要为秦亡负责?
秦朝灭亡的原因,很多儒士总结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也就是说秦朝灭亡的原因在于“秦政暴虐”。那么“秦政暴虐”的始作俑者是谁呢?当然是商鞅,因为商鞅变法,将秦国从王道治国变更成了霸道治国。商鞅开秦国酷政之先河,因此有人认为商鞅要为秦亡负责。那么笔者不禁要问,以儒治国的两汉、两晋、隋唐、两宋、大元、大明、大清,他们的灭亡,是否要孔子负责呢?
剑有两刃,一刃杀敌,一刃伤已,死于利剑之下的人,是否都要问责造剑师?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将军战死沙场,是否都要问责兵家孙武?很明显这个逻辑是行不通的,事物本身有利有害,这看使用者如用使用。商鞅的法家为治国大道,法家本身也是一门学问,用法家是兴是亡,皆在时势与人。秦朝灭亡的原因十分复杂,但远远不是粗浅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个原因。
明生于暗,美生于丑,善生于恶,阴阳二者共存一体:失去了阳,则阴不存;没有了阴,那自然也没有了阳。商鞅变法,依法治国,重刑重赏:秦人不觉无鼻之丑,不觉无脚之便,这说明秦法残酷,伤人身体,取人性命是它的常规手段;秦人富足安康,家有余粮,秦人知法守礼,文明昌盛,这说明秦法大慈,它让秦国民富兵强。可见秦法有恶的一面,也有善的一面,秦法的最终目的是以恶致善。
法家的精髓是“与时俱进”,国家变革要紧跟时代的发展,不循古,不塞今,世异则事变,事变则备变。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商鞅的战时法令就不适合秦朝了,需要及时变法而治。可惜法家巨子韩非死了,李斯又没有法家巨子的大无畏大无私精神,这最终导致秦王国的法令无法有效治理秦帝国。反秦战争,楚汉战争之后,数百万人死于战乱,刘邦重新恢复秦政,萧何对秦法有所增损,让秦法变为汉律,而汉律在秦法的基础上更适合治理天下,故大汉崛起。
要求商鞅为秦亡负责,就好比富二代破产后,要追责他的父母一样,实属无理取闹。
要商鞅为秦朝的灭亡负责,根本就是不懂历史的无稽之谈。
秦重刑罚而轻礼教,导致未能很好地同化六国民众,也加重对民众的压迫。加上秦朝修阿房宫等沉重徭役赋税,最终使民众“触底反弹”,掀起了反秦的大旗。
乍一看,和平年代行苛政重刑,法家好像要为秦亡负责?
没错,单一法家(而不是后来儒家学说中的法家元素)的治国手段本身就过于偏激,不利于和平的大一统的时代的管理和教化,反而容易激发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而商鞅又是在法家思想成为秦国治国思想的历史进程中的关键角色,所以商鞅也要为秦亡负责?
可惜并不是,如果一定要给秦亡找一个背锅侠,那么这个人应该是不思变通的秦朝统治阶级。
抛开时代背景谈历史就是耍流氓。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的是先进的地主阶级,是主张大刀阔斧地改革的学说,配上秦朝的野心,那就是用来一统天下的学说。所以商鞅在秦国推行法家思想,无论从生产力角度还是阶级角度还是统一角度都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但是,法家最大的缺陷就是重刑罚而轻礼教,不利于迅速同化被占领区民众,很容易因严酷的刑罚而进一步招来民众的憎恨,加剧民众和统治阶层的隔阂。所以,秦的统治始终没有深入刚刚经历了残酷战争的人民的民心。
结合历史就会发现,凡是英明有为的帝王,都十分注意休养生息以及对民众的教化,这不但减少了民众对旧政权的依恋,还增加了他们对新政权的好感和认同。所以,正是秦朝统治阶层对严刑重法的迷信,没有结合社会现实对治国理念和管理手段进行改革,才导致秦朝速亡。
把秦亡的锅扔给商鞅非常可笑,商鞅做的事有利于秦的强大、符合历史规律,怎么要为150年后新的社会现实做预测并负责?难道清朝灭亡应该孔子和董仲舒负责,民国灭亡要孟德斯鸠和卢梭负责?如果人类有一天灭亡了,要智人负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