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商人、商业文化的起源在商丘、在中原,是考古学界、史学界基本定论的共识。对此,我只有老老实实学习、接受,作不出丝毫有价值的补充。我这里只能谈一点学习了诸位时贤研究成果的肤浅体会。本文之所以说“中原早期商业文化”,不仅是旨从商族先七世族王亥、及其子上甲微的商业或与商业有关的活动,而且还包括先奏时期最著名的范蠡、子贡、玄高等人的商业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意味。我以为,只有这样概括才较为完整。商先族王亥及其子上甲微的活动历史记载虽极简略,但却完整清晰,没有什么歧义。他们与商业有关的活动有如下几点:①“亥作服牛”,(《世本》)“肇牵车牛远服贾”。(《周书·酒诰》)是说王亥教人们学会了驯服、饲养牛,并且首创了用牛拉车载着货物到很远的地方去经商做生意。②他在今河北易县经商时,与有易氏发生了冲突,被有易氏之君绵臣所杀,货物被抢。③后来,王亥的儿子上甲微借助河伯的力量灭掉了有易氏,杀了绵臣,夺回了货物。上述记载表明,先商时代以商丘地区为中心的中原早期商业文化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是具有强烈的冒险精神,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他们以市场需求为先导,敢于到市场需要的任何地方去进行交易而不畏任何艰险,甚至牺牲生命。其次是他们始终把商业活动与最先进的生产力方式相结合,而这些先进生产力正是他们刚刚发明不久的:这就是驯养牛、以牛做动力拉车载货远行,进行长途贩运。比起原先的肩背人扛不仅大大提高了效率、节省了人力,而且有了大规模远行、扩大商业活动的规模距离的可能。正是这种活动,才使商业从零星、个别、偶然、一时的行为,变成了部分社会成员全力从事的常规性社会行为,成为一种社会性的行业。与先进生产力相结合、充分运用先进生产力于商业活动、提升商业的档次和规模,他们是商业这一社会行业名副其实的开创者。最后,王亥之子上甲微用兵有易的行为也不能只简单地看作是狭义的血族复仇,而应当被看作勇于捍卫自身权益的行为,这其中蕴涵着要求平等互利的现代平等观念。这些都是非常可贵的,不仅是发展现代商业之必须,也是整个现代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宝贵文化精神。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继承并弘扬光大它!以前学界有种看法,认为中华民族似乎缺乏冒险精神、缺乏平等观念。现在看来这是不准确的。应当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我们的先族曾培育并长期发扬着这种精神,只是在后来才被遮蔽淹没了。这是甚为可惜的。范蠡、子贡、玄高也都是我们中原人(他们分别属于现今的内乡、浚县、新郑等地人),是史书明载的我国早期的成功商人。范蠡作为越王勾践的重要谋臣,在完成了助越灭吴复国、称霸诸侯的大业之后,悄然引退、漂泊江湖、“变名易姓”、“下海”经商,他把经纬天下的治国之才用于经商,高屋建瓴地谋划战略,“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更为可贵的是,他把这些家产“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被司马迁赞誉为”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富不忘贫、富而助贫,是非常高尚的。孔老夫子的高足子贡不仅能做官、善于经商致富,而且乐于并善于助人,还是“使孔子名扬于天下”作出最大贡献者。(以上均见《史记·货殖列传》)玄高是一个普通的、从事长途贩运的郑国商人,在经商途中遇到了来侵略郑国的秦国军队,于是便机智地以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伪装成前来犒师的郑国使臣,同时派随从返回通知郑国做准备。他以自己的智慧和财产的牺牲,换取了国家的和平、安定和领土完整。上述史实表明,先奏时期中原商人一般都具有很高的智商、甚至治国的才能,具有诚信交易、热爱祖国、乐于助贫、尊师重道等优秀品质,也是我们中原早期商业文化的重要优秀传统。这些优秀品质、优良传统,在今天不仅不过时,相反,它是时代、是现代社会所必须的,也是商人、商业(企业、企业家)自身的发展壮大所不可或缺的;对于净化当代社会风气、鼓舞民气,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这些是商丘人的先族、中原人的先族留给我们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为中国商业和商业文化建设、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作出的最宝贵的贡献。这是商丘人和中原人的光荣。文化精神是一种行业、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灵魂。优秀的传统、优秀的文化精神是群体、民族、国家生存、自立、发展壮大的根本保障。优秀的传统、优秀的文化精神来之不易,它是我们先族多少代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培育起来的,是数十代人经验教训的积累,经验智慧的结晶,是我们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把它作为现代民族精神、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精心呵护、弘扬光大,使之成为我们民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精神支撑。
周武王灭商后,商朝的遗民为了维持生计,东奔西跑地作买卖,日子一长,便形成一个固定的职业。周人就称他们为“商人”,称他们的职业为“商业”。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商人出现在周朝希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