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及其现代意义在中国哲学中，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表述为知与行的关系。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十分重视知行问题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思想。其主要观点有：第一，行先于知，由行致知。一些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大都认为行先于知，主张由行而致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源泉。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把“行”放在对知识的掌握(学文)之先。墨子说：“言足以复行者常(尚)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尚)”。强调言行一致者值得崇尚。荀子把“行”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指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并对“行”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深刻的理解，他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先秦以后，历代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都有关于“行先于知”的论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他建立了“行先后知”、“行可兼知”、“知行相资以为用”、“知行并进而有功”的比较完备的朴素唯物主义的知行学说。第二，知之明也，因知进行。许多唯物主义哲学家还辩证地肯定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荀子说，“知明”则“行无过矣”。他认为有两类人：一类人知而后行，以知统行，这是“君子”；另一类人知而不行，知行脱节，这是“小人”。《礼记?大学》把“格物致知”放在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首。王夫之指出“知行终始不相离”，他既强调“力行而后知之真”，同时又提出“行听乎知”。孙中山提出“因知以进行”、“能知必能行”，指出人类的认识是在“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因其已知而更进于行”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的。第三，以行验知，以行证知。孔子提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墨子认为，判断言论是非真伪的标准有三个，即以前人的间接经验、群众的直接经验、运用于社会政治的实际效果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荀子认为有价值的知识和言论必定是“有符验而可施行”的。韩非提出以“参验”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参验”的标准既包括事实的排列比较，经验的互相参照，也包括实践效果的验证。王充认为，对于各种知识和言论，要坚持以“效验”来“订其真伪，辨其虚实”。孙中山则明确提出，认识的正确与否，不仅要通过行才能得到证明，还要对实际生活产生功用。第四，知行并进，相资为用。关于知和行的辩证关系，中国哲学史上许多唯物主义哲学家都认识到知行并举，相互促进。其中，尤以王夫之关于“知行相资以为用”、“知行并进而有功”的论述最为明确和深刻。他既反对在知先和行后之间划一条截然界限，又反对混淆知行差别、取消先后次序的“知行合一”说。至于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把知行混同，是不可取的，但强调知与行不可分割这一点还是有合理之处的。如南宋的朱熹说的“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明代的王守仁提出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由于受当时的社会条件的限制，难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但他们所提出的许多深刻的见解，对于我们仍具有启发意义；认真总结这些思想，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解，并可作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