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这个,咱们先来看公元前841年发生了什么?
一:共和元年对于《史记》比较了解的各位都知道,“共和元年”这个词的意义。
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现“共和”这个词。
而西方的“共和民主制”的源于拉丁文“respublica”。
清民时,我国全盘西化,就在古书中找到了相对应的“共和”来翻译这个词。
我们先来看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
公元前841年,周厉王姬胡,暴虐侈傲,任用妄臣,严格的压制反对意见搞得民不聊生。
这个民不聊生,还真是字面意思,人们在街上相见,都不敢说话,只能靠眼神交流,一个个“你懂得”的眼神,大家心照不宣。
这种情况下,首都居民终于按制不住,发起了暴动,最后终于赶走了周厉王,史称“国人暴动”。
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确切的历史纪年。
国人暴动将周厉王赶走之后。
《史记》中记载,由两位大臣周公与召公出来收拾残局,他俩联合执政,史称“共和执政”(这也是共和一词的由来)
《竹书记年》中的记载则与《史记》完成不同。
《竹书记年》提出:“共和执政”不是指周公与召公,而是指一个人名,他叫“共伯和”,是由他来执政,后世简化为“共和执政”。
此人的封地是共国,伯是他的爵位,和是他的名字。
那么《史记》与《竹书记年》出现了矛盾,我们该信谁?
正如我之前的文章所讲,当历史文献中出现矛盾时,我们需要引入二元验证法。
就是再找一个条件,去补充验证。
史学界有个常识性定论。
当现有文献出现互相矛盾时,考古证据则更可信一点。
因为文献中常伴有凭主观臆测而发生的改动,而文物是多重多元的互相逻辑自洽的证据,很难造假。
文物证据在现有出土的西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中出现了“共伯和”的名字(金文写作“子父”)
而2011年,历史学者在战国中期的竹简中整理出一部名为《系书》的史书。
其中记载的“共伯和代行天子执政”与《竹书记年》完全一致。
以此可见,司马迁的《史记》在关于“共和元年”这点上,错了。
虽然《史记》对于这件事的记载出现了错误,但是年份是没有错的。所以这是有据可考的中国最早的纪年。
二:之前的历史在此之前,基于《史记》的记载让我们了解到了公元前841的历史,那么之前呢?
不光是我们想要了解,那么历史学家更想了解。
在1918年,顾颉刚等学者提出中国神话时代与商朝之前皆非信史,成立“古史辨派”。
质疑中国早期历史的真实性。
(上图:顾颉刚晚年照)
古史辨派这么一折腾,当时的中国史学界瞬间炸了,鲁迅也公开批评道:“有破坏而无建设”。
结合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时,让很多人心头一震,想到了龚自珍那句:“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1928年,傅斯年说服蔡元培建立“史语所”,下设考古组,傅斯年任所长,开始了漫长的重建古史工作(“夏商周断代工程”)
(上图:史语所合影)
这一工作的展开,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陶寺遗址”“王城岗遗址”“新砦遗址”“二里头遗址”……的相继发现,也将中国历史的历史真实性层层揭开。
2000年,经过200多位专家学者历时数年的努力,
“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把中国的历史纪年由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
《夏商周年表》
夏朝(公元前2070年──前1600年)
商朝(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
周朝(公元前1046年──前25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