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商朝

关于这个问题，古今学者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水灾”说；二、“游牧”、“游农”说，三、“去奢行俭”说，四、“王位纷争”说。“水灾”说试图从自然灾祸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但它举不出一条过硬的材料来证明水灾逼迫商人迁都。相反，从汤至中丁，传六代十一王，至少都亳一百五十军，难道这么长一段时间河水就役有闹灾吗？而且从武丁到纣卜辞多次记载洹水泛滥为害殷都，但殷人并未因此迁都。为何盘度之后水灾不能逼人迁都，而盘庚之前水灾却能逼人迁都呢？另外，南朝的几个都城全在黄河两岸，尤其是中丁由亳迁和盘庚由奄迁殷，越迁越向河滨，这种现象用“水灾”说是无法解释的。“游牧”、“游农”说试图从社会生产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游牧”说认为，商人在盘庚迁殷之前还是迁徙无定的游牧民族，到盘庚时才有初步的农业，由游牧经济转入农业经济，因此有了定居倾向。但商代卜辞和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商代前期，农业己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所以，此说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游农”说认为，商代的农业是原始的。其原始性表现为生产工具的笨拙和耕作方法的原始。商人采用“火耕”的方法，即“焚田”，来代替笨拙的生产工具开辟原野，把林莽烧平后，在灰土上播种。他们既不知道灌溉，也不懂得施肥，一旦土地的自然力耗尽，便需改换耕地，不得不经常迁徙。“游农”经济是商人都城屡迁的原因所在。但考古资料证明，郑州和小屯两地商代文化中出土的石镰和石斧都很近似。这两地正好一个代表商代前期，一个代表商代晚期。商代农业生产已使用少量青铜器。目前出土的几件青铜农具，商代前后期的数量也大体相当。这说明商代前后期农业生产工具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同样是“笨拙”的。至于耕作方法，胡厚宣先生在《殷代焚田说》中指出“焚田”是殷人狩猎的一种方法，根本与农业无关，至于说商人“不懂得施肥”，则与史实不符。《汜胜之书》说：“汤有旱灾，伊尹作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甲骨文“尿”字即粪便之“屎”字。卜辞中有大量“尿田”的记载，商代初期已知“粪种”，当是可能的。“游农”说的论据经不住推敲。另外，它跟“水灾”说一样，无法解释中丁之前和盘庚之后，商都稳定的史实。所以，“游农”说也难以令人置信。“去奢行俭”说和“王位纷争”说试图从社会政治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去奢行俭”说认为“抑制奢侈，倡导俭朴，借以缓和阶级矛盾，是商都屡迁的原因。此说多少有点合理成分。因为《尚书》中《盘庚》三篇是保存下来的商王盘庚迁殷时对臣民的三次演讲词，将迁之时，他曾指责贵族中有贪求财富的乱政官吏；既迁之后，他又告诫官吏：不要积聚财物，光为自己孜孜不倦地增殖产业，应该施惠于民，要永远洁净你们那颗和国王一样的心。但是，奢侈是剥削阶级的“痼疾”和“通病”。不仅迁殷之时存在，迁殷之后照样存在。为什么此时奢侈可以促使迁都，而彼时却不能呢？“去奢行俭”说虽然看到商都屡迁的某些现象，却未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所以，它对商都屡迁原因的解释缺乏说服力。“王位纷争”说，根据《史记殷本纪》：“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的记载，注意到从中丁至阳甲正好九王，先秦典籍中“几世”即指“几王”，这“九世之乱”与商都屡迁，在时间上如此若合符契，决非偶然巧合，它应是促使商都屡迁的客观原因。这个推断，可以在《尚书盘庚》中篇里找到证据。盘庚追述先王迁都原因时说：“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孔疏》认为“大虐”的具体含义是：“上云‘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断命’，即是天降灾也”。很明显，“大虐”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就是指以王位纷争为中心的“九世之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政治上的动乱和纷争，给人民带来无穷灾祸，先王并不怀恋他们手造的基业，为人民的利益来迁徙。那么，王位纷争所引起的社会动乱，为什么必须用迁都的办法来解决呢？因为“九世之乱”的直接后果是商王权威削弱和贵族势力膨胀。贵族势力膨胀，表现在经济上，是聚敛财富；表现在政治上，是弑君篡位。斗争的双方，为了赢得胜利，必须借助天时、地利与人和。天时，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是彼此共享的。人和，要靠主观努力去争取。惟独地利，谁占有它，就属于谁。很明显，既然贵族的势力能够膨胀起来，并足以威胁王权，那么，贵族一定占有地利。殷商时期虽然已进入青铜时代，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旧很低。在那种社会发展水平上，地利的作用就格外重要。通过迁都来改变贵族地利的优势，从而削减贵族的实力，是商王的战略措施。这应是促使商都屡迁的主观原因。证之《尚书盘庚》篇，正是这样。盘庚迁殷几乎遭到举国上下的反对，“民咨胥怨”，但主要阻力来自贵族，不是平民，更不是奴隶。贵族用浮言来煽动民心，而盘庚则抓住“天命”和“先王”两面大旗，口口声声鼓吹为人民打算来争取民心。在当时，“天命”和“先王”无疑是有威力的，使盘庚得以迁殷。将迁之时，盘庚发出警告：“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就是说，有奸诈邪恶，不听话的人，我就把他们斩尽杀绝，不让这孬种遗留在新邑蔓延滋长。可见盘庚企图通过迁都打击贵族。既迁之后，盘庚重申：“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即不管与商王血缘的远近，造罪就处死，立功便封赏；并宣称自己有权“制乃短长之命”。这说明通过迁都，镇压了异己，商王权威上升了。“九世之乱”的教训是深刻的。为了避免历史重演，王位继承制发生变化。商王继统法分三期：第一期大丁至祖丁以兄为直系，第二期小乙至康丁以弟为直系；第三期武乙至纣传嫡长子。盘庚处于由第一期向第二期转变阶段。迁殷后商王继统法出现以弟为直系并终于转变为传子的新情况。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减少王位纷争，王室内部稳定下来，所以导致迁殷后二百七十三年没有再徙都城。“王位纷争”说对商代前期都城屡迁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

统治阶级贪婪本性，决定了王室内部为权力和利益斗争的局面不可避免。《史记殷本纪》中记载；“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从仲丁算起，经九世正好到盘庚时期，说明这一期间商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内乱不止，致使外患不断。这期间，商王朝曾多次迁都。据文献记载，商代曾五次迁都。《竹书纪年》记载，商王仲丁“自亳迁于嚣”、河甲“自嚣迁于相”、祖乙迁邢（今邢台市）、南庚“自邢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不过考古学家至今只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洛阳偃师商城遗址和安阳殷墟、邢台邢墟五个都邑遗址。这五个遗址的面积都很大，均在三、四百万平方米以上。考古学家已在这四个遗址中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墓葬及作坊等重要的遗存，如二里头遗址中部发现的一号宫殿，面积达一万平方米。在洛阳偃师和郑州发现了规模很大的城垣。安阳殷墟商朝的殷墟博物苑还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王陵区祭祀场。从这些发现与文献记载可以知道，商代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国家机构，有各种职官、常备的武装（左中右三师），有典章制度、刑法法规等等。但上述这几个都城，它们与文献中记载的名字是甚么关系，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只有安阳殷墟是盘庚以后诸王世的都城，看法比较一致。对商代历史上多次迁都的原因，史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尚书盘庚篇》中看到，迁都与内部的政治斗争有一定关系。如盘庚虽然声称“视民利用迁”（为人民的利益而决定迁都），但对那些不听命令的人，他发出了“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我要将他们斩尽杀绝，不让孽种留在新邑）的威胁，反映了内部争斗的激烈。盘庚迁殷以后，王室内部的矛盾得到缓解，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盘庚被称为「中兴」之主，并为武丁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基础。武丁是盘庚之弟小乙之子，即盘庚之侄。他年幼时，小乙曾让他到民间生活了一段时间，深知民众生活的艰难困苦。他即位以后，兢兢业业、不敢荒宁，励精图治，决意振兴大业。他四出征伐，对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国进行征讨，战争的规模不小，往往动用数千兵力，最大的一次发兵一万三千人。在这些征战中，商王征服了许多小国，扩大了领土，也捉获了大量俘虏。武丁时期的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宫殿、墓葬、作坊等遗存都有发现。代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青铜业，有了突破性进展，如铜、铅、锡三元合金出现了；分铸技术已被广泛运用；青铜器生产数量大增，还出现了司母戊大方鼎、偶方彝、三联这样的重器。武丁之世在青铜业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国青铜时代进入繁荣时期。此外，在纺织、医学、交通、天文等方面，也都取得不小成就。武丁开创的盛世局面，为商代晚期社会生产的发展乃至西周文明的繁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妇好是商王武丁60多位妻子中的一位，即祖庚、祖甲的母辈“母辛”，生活于公元前12世纪的前半叶武丁重整商王朝时期，是我国最早的女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祭天祀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史前时期的考古中曾一再发现这类遗存。随着农业的出现，人们为祈求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而产生对天崇拜。它是自然崇拜中的一种。祖先崇拜又叫灵魂崇拜。它源自对先人怀念，把梦中的情景理解为先人的灵魂作祟而产生。人们祭祀祖先，为的是求得先人的保佑。夏代开始的家天下局面，使原始宗教的内容发生很大变化。由于帝王是世上最高的统治者，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就把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结合起来，创造了天或上帝这样的至上神。从文献中可以知道商代有“天”这个神，1899年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的商代甲骨文，把湮埋了三千余年的古老文字重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并让人们识读。甲骨文的发现，使商代的存在无可争议，并使商代历史成为信史。安阳殷墟出土的十五万片甲骨卜辞，记录了商代社会中发生的许多事情。经过几代人的整理和研究，揭示了它所包藏的丰富内容，为研究商代历史开拓了重要的途径。甲骨文中则有“帝”或“上帝”。所以商汤伐夏桀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子畏上帝，不敢不正”，打出“天命”的旗号，鼓动军士和同盟者去执行上帝的意志，奋勇讨伐。但天上的上帝与地上的下帝(商王)是相对的。为了执行上帝的意志，下帝通过巫与上帝沟通。商王在祭祀祖先时，用五种祀典，对上甲以后的祖先轮番地、周而复始地进行。安阳殷墟王陵区的祭祀场中发现了上千个祭祀坑，武丁时一次使用人牲达数百人。这种情况反映了商王对祖先崇拜的重视，因为上帝既是至上神，又是宗祖神。武丁死后，他开创的太平盛世，没能长久延续下去。祖庚、祖甲以后诸王，特别是帝乙帝辛时期，国内矛盾十分尖锐，东南方的诸侯起来反叛。面对这种情况，商王帝辛（纣）少年英勇，派部下向东征讨莱夷，自己攻打南方九苗，将商的势力延伸到了东海和长江流域，但是其连年的征战，极大消耗了国力，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国内兵力空虚，使其对西北的控制下降，给了周以可趁之机。在周武王时，周起兵攻商，商王帝辛（纣）仓促间只能以奴隶为军抵御周人，结果，商王的军队毫无斗志，“前徒倒戈”，牧野一战，“血流浮杵”，国内商军尽墨，帝辛逃到鹿台自焚而死。商王朝就此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