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夏朝后裔匈奴人的铁木真？
匈奴是夏朝后裔的说法，来自司马迁在《史记》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对于匈奴的起源问题，班固的《汉书》几乎全文照抄《史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三国史家张晏称，淳维是在商朝初年流亡北方的：“淳维以殷时奔北边”。乐产的《括地谱》则有更详细的论述：“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一言以蔽之，在中国汉代和之前时代的文献中，匈奴的先祖是商汤灭夏之后，逃亡北方草原的夏族残余。但是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虽然援引了这一说法，却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
此后，关于匈奴起源的争议一直众说纷纭，古代学者尚限于对稀少的上古史料的索隐考据而难以深入。近现代学者则可以得到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分子考古学等的帮助，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其中比较重要的观点除了传统的夏族后裔说之外，尚有如下说法：
第一、同种异名说：王国维先生在他的《鬼方昆夷猃狁考》提出商朝时期的鬼方、昆夷、荤粥、猃犹,春秋时期的戎、狄,战国时期的胡等,皆与匈奴“同种”：“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在宗周之季则曰猃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此说为二十世纪以来多数学者所支持。
第二、义渠说：蒙文通先生在《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等作品中认为匈奴的先祖是义渠，理由是《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公元前318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而《战国策秦策》记载，同年义渠“起兵袭秦，大败秦人于李伯下”。两史书互相参照，可知匈奴就是义渠。
第三、西来说：岑仲勉先生在《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中认为匈奴是从“从西北徙来之突厥种”。孙次舟先生在《匈奴出现中国边塞的时代》中亦认为匈奴为西来的游牧民族，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至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出现于中国北方边境。
第四、北方草原民族说：最早由俄罗斯及蒙古国考古学家提出，在国内则创始于曹永年先生的《战国历史上的匈奴》。他认为先秦时代的匈奴只是当时北方许多不同族源的部落或种族中的一个，后来由于匈奴强大，草原各部族都被称作匈奴，“皆以为匈奴”。这一学说在八十年代后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
现有考古证据显示，匈奴为夏后氏苗裔说不足为信。匈奴与夏族的不同特征包括：一、语言迥异，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匈奴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只是尚不能确定其属于突厥语族、通古斯语族或蒙古语族，也有学者认为匈奴语属于已经消亡的阿尔泰语系第四语族(亦邻真)或三大语族尚未形成前的“阿尔泰原语”（杨建新）。无论哪种可能，匈奴语都与华夏族所属的汉藏语系汉语族（原始汉语）是差别明显的。二、体质不同，现挖掘出的匈奴墓葬中的遗骨显示，匈奴人种虽有欧罗巴人种或远东人种的成分，但以北亚蒙古人种（即古西伯利亚类型）为主，与东亚蒙古人种的华夏族明显不同（参见朱泓<体质人类学>）。语言和血统迥异的两个民族当然不可能是一脉相承，但是匈奴风俗中确实有华夏族的遗风，如祭祀龙（“五月大会龙城”、“岁有三龙祠”）、祭祀日月（“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尚黑（“不以墨黥面，不得入穹”）等等，因此匈奴先祖和华夏族早有接触固不待言，一部分北迁的华夏族在先秦时就融入匈奴联盟也大有可能。
目前虽然匈奴起源于草原游牧民族之说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但是其具体的形成过程依旧充满疑团。我们只能综合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武沐《匈奴史研究》，乌恩《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马利清《原匈奴、匈奴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等研究成果，尝试着对匈奴的起源做一个推测。
公元前1000年左右（西周前期），由于气候的干冷化、人口的增长、骑马技术的成熟和冶金技术的进步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亚欧大草原的农牧混合人群普遍向游牧生活过渡。由于对丰美草场的追逐，不断有游牧部落从寒冷的北亚地区呼啸南下。
在西辽河流域和鄂尔多斯高地，龙山时代遗留下来的农业群落逐渐消亡或南迁，千年间当地人迹罕至，残存的居民生活也走向游牧化。约公元前600年（春秋晚期），来自今蒙古国和西伯利亚的游牧部落也迁徙到这一地区，征服（或融合）了当地居民，形成了林胡、娄烦、东胡等游牧部族。尤其是前者，创造了辉煌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其特征为随葬动物纹饰的青铜装饰品和大量青铜武器、马具，并有大量的牛马羊殉葬，而罕见陶器和农业工具。
同一时期，由于政治集权化、精耕灌溉农业的兴起和华夏民族意识的勃兴，实现部分统一的华夏诸国尤其是秦、赵、燕三国，不断向北扩张。大批戎狄小国、部落被消灭，其民众不是融于华夏族，就是北逃到农牧交错地带。在长途逃亡中，他们无法带走房屋、农田和大部分家具，唯一能带走的财产就是牲畜和武器。这些北逃者虽然曾经从事农业和建筑城邑，但此时他们只能依赖畜牧和掠夺为生。几代人之后，他们已经丧失祖先原本有的农业定居生活技能和意识，而和蒙古高原南下的游牧部落无异。至迟到战国中期，戎狄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消亡，被同化于华夏和胡人之中。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直接走向接触和对抗。这也是战国中期燕、赵、秦三国与胡人交战和建设长城的大背景所在。
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原本生活在今蒙古国中部偏北杭爱山一带的匈奴本部也从蒙古草原南下。他们在转变为游牧民族之后，属于石板墓文化的一部分。因为某种原因（可能是追寻温暖肥沃的牧场或是被邻近的游牧部落打败），于春秋战国之交南下，抵达阴山地带。由于林胡和娄烦在与秦国、赵国的战争中遭受重创，更为强悍的匈奴部落趁机征服了林胡和娄烦，并吸纳了当地的胡人及北逃的戎狄，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匈奴的统治部族虽然来自漠北，但其主要文化却是传承了林胡、娄烦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并且吸纳了戎狄乃至一部分华夏族的文化因素。虽然后来这些原本血统不同、生产方式不同、文化不同的部族都被称作匈奴，但是其在种族和文化方面始终存在很大的差异。之后南匈奴和北匈奴的分裂也与此有关：南匈奴人种中有较多的东亚蒙古人种成分，而与以北亚蒙古人种为主的北匈奴不同。
而且，虽然有人认为蒙古是出自匈奴，但更多的学术意见认为蒙古是出自匈奴的死敌东胡人。
已故著名的北方少数民族史学家林干在《试论匈奴的族源族属及其与蒙古族的关系》中专有“蒙古的族源并非匈奴，而是东胡”一节论述此事。
根据DNA研究。蒙古核心成分推测是C-M401，也就是俗称的C2星簇，虽然现在是蒙古高原和哈萨克的主体类型，但应该扩散时间远晚于鲜卑，在汉族里只有千分之二，而且南方是没有的，匈奴父系目前看可能被替代了大部分（C2北支在匈奴样本里几乎没有，而在现在蒙古高原可以占50%以上），但也有一些保留下来了，比如古代匈奴样本里发现的N北支里的M178，Q北支里的L54，C2南支的部分支系，还有R1a等在现在蒙古人和中亚各民族里依然还是有广泛分布的。
因此，铁木真不会是匈奴后裔，更不是夏朝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