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对夏朝和商朝都有详细的描述，司马迁是如何获得一两千年之前的史料的？

第一，别责怪司马迁对夏朝商朝的记载不够详细。《史记》作于公元前100年前后，距建立于约公元前2070年夏朝，已经过去了2000年；距开始于约公元前1600年的商朝，业已过去了1500年。而且，又是在那个文明尚不很发达的时代，并经历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老司马已相当不容易了。

第二，也千万别对《史记》抱一种轻蔑不屑的态度，那只能反证自己浅薄。几乎所有严肃的古代史学家和当今学者，都对《史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包括《夏本纪》和《殷本纪》。

篇幅有限，商朝历史也更清晰，咱们着重聊《史记》的《殷本纪》，看看司马迁都依据了哪些史料。

《殷本纪》对商代史研究具有根本性的极高的价值。2011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的重要成果，由宋镇豪先生主编的11卷本《商代史》正式出版。这部700多万字的断代史，填补了中国上古史的空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开创性工作。

这部书的第二卷，是韩江苏、江林昌所著的《〈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徵》。两位作者，开篇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引录如下

“从史料学角度看，我们今天研究商代史的材料已比较丰富，不仅有历代史学家补充积累起来的传世文献，更有20世纪考古发现的大量地下材料。在这众多材料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材料还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这不仅是因为《殷本纪》产生于公元前100年前后，体现了其时间的早期性；也不仅是因为《殷本纪》以世系为时间坐标，以历代殷王贵族大臣为叙述中心，钩稽商民族自先商时期至整个商代长达约一千年的历史，体现了其系统完整性；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作《殷本纪》时，所用材料的原始性和叙述史事的公正性，从而使其具有相当程度的客观可靠性。《殷本纪》的系统完整性为我们构建商代史提供了框架基础，而其客观可靠性又使我们复原一个真实的商代史成为可能。《殷本纪》与《五帝本纪》、《夏本纪》、《周本纪》一样，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史料价值，与司马迁著述《史记》时的主客观方面因素有关。”这是顶级专业学者的精准评价了。

关于司马迁的家学和师承。司马迁的始祖，是五帝之一颛顼氏属下的大臣重黎氏，掌管天文地理。重黎氏历经唐、虞、夏、商，世代为天官史官。至周朝，重黎氏之一支任司马之职，赐姓司马氏。周宣王时，司马氏担任史官，继守先祖之业而因袭相传。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为汉武帝麾下太史令。司马谈的老师，是汉武帝时著名天文学家唐都、当时著名的《易》学家杨何，以及道家学派的黄生。司马谈由此形成了自己对先秦学术的系统认识，著有《论六家要指》。

司马迁后来的成就，与司马谈的史学家教密不可分。

司马迁十岁左右通习古文。所谓“古文”，既是指识读古文字，也是指诵读以古文字书写的先秦典籍。向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董仲舒《公羊春秋》学说主张大一统思想，对司马迁写作《史记》有重大影响。

这样的家学与师承，从小使司马迁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学素养与知识，为他日后编写《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关于《殷本纪》史料的原始可靠性。司马迁从小饱读先秦典籍，熔铸先秦古书文献，确保了《殷本纪》史料的原始可靠性。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他继父之职，任太史令，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博览皇家图籍。经过西汉前期的努力，到司马迁时，皇家图书资料已很丰富。孝惠四年，朝廷下令去除挟书之律，壁藏者纷纷显身。文帝之时，更开献书之路、立博士之官。及景帝、武帝之时，已是百家腾跃；河间献王、鲁恭王好书求士之风，更是闻名于天下。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都聚集到了司马迁那里。他说：“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于是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

这种独特的条件，使司马迁进一步广读天下群书，对先秦传世古籍得以最全面把握。正是在此基础上，司马迁在编写《史记》时，能采集先秦传世典籍，并将其融汇贯通，条理分类，从而将五帝以来2500年左右的上古文明史作了全面的反映。司马迁自己说到了他写《史记》所依据的主要典籍

1，“六经”典籍。

《太史公自序》说：史记“凡百三十篇，五十ニ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这是从总体上讲，《史记》所依据的是《六经》和其他典籍。

《孔子世家赞》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是说，按照孔子的折中办法处理典籍之间的异同。

《五帝本纪赞》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这是说明了《五帝本纪》的文献依据。

《夏本纪赞》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他认为，《夏小正》是可参考文献。

《殷本纪赞》说：“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是说商族祖先为契，这是可信的。

《三代世表序》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他认为，不少古籍的五帝和三代的一些年谱不太可信，所以他的《史记》中没有列入。

2，诸子百家书籍。

《管晏列传赞》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

《孙子吴起列赞》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者。”

《司马穰苴列赞》说：“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著穰苴之列传焉。”

《太史公自序》说：“《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

《商君列传赞》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

《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荀卿，赵人…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这是说到了他所依据的诸子百家书籍，并说世间常见之书他便不再介绍、引用。

3，历史、地理等书。

《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谋》。”

《大宛列传赞》说：“《禹本纪》言河出昆仑。……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

《六国年表序》说：“太史公读《秦记》。”《儒林列传序》说：“余读《功令》。”

这是他依据的一部分历史地理典籍。

有关司马迁著《史记》，博采先秦典籍的事实，《汉书》、《后汉书》均有大致相同的说明

《汉书·司马迁传赞》说：“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

《后汉书·班彪列传》说：“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

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实录”、“求信”。司马迁作《史记》，自称是“实述”、“整齐”。《史记》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杰作，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以“实录”精神，博采先秦“六经”“诸子”典籍。《史记》一书，所明引先秦古书，达一百余种，其中《六经》及记传说解书二十余种，诸子百家书五十余种，历史地理书二十余种，文学艺术书近十种。

具体来说司马迁作《史记》时，取材主要是来自六艺经传。《五帝本纪》几乎完全采用了《尚书》之《尧典》、《舜典》，《大戴礼记》之《五帝德》、《帝系姓》。《夏本纪》完全采用了《尚书》之《禹贡》、《皋陶谟》、《益稷）、《甘誓》诸篇，及《大戴礼记》之《夏小正》。《殷本纪》、《宋世家》全载《尚书》之《汤誓》、《洪范》、《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及《诗经》之《商颂》。《周本纪》、《鲁世家》则全面采用《诗经》之《大雅》、《小雅》、《周颂》、《鲁颂》，以及《尚书》之《牧誓》、《金》全篇；《无逸》、《吕刑》、《费誓》、《多士》、《顾命》之部分内容或大意。

关于《殷本纪》叙事的真实性。司马迁为了编纂《史记》，不仅利用太史令职务之便利饱读天下典籍，还游历天下，进行实地考察，以调查所得的活资料与传世文献相印证，从而增强了《史记》所叙史事的真实性。

他曾“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并多次随从汉武帝巡行天下；还奉使出游西南。

《史记》中有许多关于实地考察的具体记载

《五帝本纪》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周本纪》说：“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ト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所谓‘周公葬毕’，毕在镐东南杜中。”

《孟尝君列传赞》说：“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魏世家赞》说：“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

《孔子世家费》说：“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回留之，不能去云。”

《淮阴侯列传赞》说：“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

司马迁通过这些实地考察，与传世文献、口耳传闻资料相“协调”“整齐”，最后著成《史记》。所以，韩江苏和江林昌说“因此，《史记》一书的历史真实可靠性实非一般坐拥书城而成的史书所能比拟”。关于《夏本纪》，北大考古院副院长孙庆伟教授亦有极高评价。限于篇幅，不多赘述。可参看他写的《宅禹迹》一书。

当然，不能说《史记》没有不足其一是秦始皇“焚书”，使无数典籍灰飞烟灭，老司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二是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非“雅言”的一些史料宁可舍弃也不选用，造成了于史实的偏差，比如对于商王世系关于王亥的记载。但这毕竟是白玉微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