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关前算中国人吗（清军入关算不算亡国）

从整体上看清代无疑具有中国的国家认同，具体到统治者个人，诚然存在主张汉化和恢复满洲特色的区别。

但是这些差异都是建立在国家认同、多元统治的总体框架下的，毋宁于说只是统治策略的不同，无法上升到认同层面，更不会影响清代统治的整体框架。

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首先要对【中国】这一概念进行解析。

在古代社会，中国这一概念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阐释，分别是地理维度、政治维度和文化维度。地理意义上的中国是一个不同扩大的概念，商周时期指河南地区，春秋战国时代扩展到关中地区。

之后将关中地区也涵盖进来，最后在秦汉帝国时期基本覆盖清代所称汉地十八省的核心区域。

随着【中国】这一概念在地理上扩张，他便逐渐产生出政治上的含义，这种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又可区分为两个层次，首先他指代可以作为现实存在政权的中国。

在秦汉的大一统时期他是中央政权的指称，而到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时期，各个政权之间还会产生谁能代表中国的争论，从这种历史演进中我们可以发现，政治意义上的【中国】从实体走向了虚化，由此政治维度的【中国】又衍生出更高层次的意义，即一个基于共同文化的历时性政治共同体。

这种历时性的政治共同体是超越具体王朝的共同记忆，他的突出表现就是正统理论与五德终始理论，具体王朝通过确立自己在五德终始中的位置。

将自己纳入到这种历时性共同体序列之中，从而确立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对于这种历时性共同体的认同，也就是题设中指代的对于中国的国家认同。

除了上述两个维度之外，姚大力指出还存在文化维度的中国，并且认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则绝大多数情形中都是代表汉文化的中国。

国外学者的著作中Chinese一词往往同时指代【汉】和【中国】，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题主虽然为了规避了【汉】，但是【华夏】一词本身就是与【汉】纠缠不清的，同时如上所述，政治意义的中国可以代表一种历时性共同体，而并不只是作为民族国家的现代中国。

在对题设进行梳理之后，便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了，我认为清代统治者无疑具有对中国的自我认同，这集中表现在正统观念和外交辞令两个方面。

如上所述，正统观念是判断是否具有国家认同的直接标准，如果一个王朝主动将寻求进入正统序列，那么它实际上就是将自己纳入到历时性共同体的政治序列中，而这一点实际上在则努尔哈赤时代便已经体现。

今人太多将满洲视为女真人的后裔，但是实际上了明代女真只是金代女真边缘部落的后裔，而非主要部落。

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也许是因为女真语社会不存在书面文化，金元、元明之际的动荡造成了女真语社会的断层。

到么晚明时期，满洲人早已没有对于近代女真的集体记忆，实际上将满洲与金代女真进行勾连，进而以后金作为名号建立自身政治合法性，完全是努尔哈赤的创造。

可以作为对比的是，成吉思汗在吞并诸部后将自己原先的部落名蒙古作为整合后新政权的名号，而努尔哈赤则没有选择将建州推广。而是使用了金的名号。

可见在其政权草创之际，努尔哈赤就努力将其纳入到中国的历史性共同体中。

而在外交方面，清朝则表现的更为明显，早在入关之前，满语中便存在与中国对译的tulimbaigurun一词，但这里的中国仍具有他者的意味，因此这里也可以看出清代的国家认同并未与生俱来的，而是伴随着政治形势的演进而逐渐形成的。

在《尼布楚条约》的满文版本中，清朝使用了dulimda-igurun一词以中国自居，因此可以认为清朝统治者显然具有对中国的国家认同，认为自己是这一历时性共同体的一份子，而非独立于华夏世界的他者。

实际上问题到这里已经基本得到了解答，但是【清朝统治者】的概念实际上蕴含着更为复杂的因素，就是在中国认同、多元统治的框架下，不同皇帝对于满汉问题存在不同看法，一种倾向于积极推行传统汉族王朝的政策与统治。

而另一种则是通过强调满洲的特殊性巩固多元体制，又因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与汉难以分割，所以后一种倾向往往被认识不具有中国认同，但实际上二者仍然建立在多元统治的框架之下，因此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最为典型的就是雍正与乾隆。

通观第一部分对于合法性的论述，雍正具有优秀的儒家素养，其执政思想与传统的中原皇帝十分接近，而考察雍正执政时期的政策，也能够很鲜明的看出这一特点。

雍正时期将八旗官制官僚化、取消部分士绅优待、完成摊丁入亩的改革、试图推广统一官话、通过常平仓加强中央对全国的粮食供给能力。

在这一系列的举措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皇帝，其强化集权、文化统一、改善财政的措施甚至有“汉武帝”们的影子，可以认为雍正代表了清代政治中极为明显的中原化倾向。

而另一方面乾隆的执政方式却与其父有很大的区别，与雍正注重中原化的倾向相比，乾隆体现出“内亚”与“汉地”并重的多元性特点，通过强调恢复骑射、满语，有意识的维护满洲特色。

除了登基两个月便违反雍正的嘱托把曾静凌迟处死外，还有一项具有代表性的政策是乾隆废止了雍正推行的全国性普及教育，认为这是一种浪费钱财的行为。

雍正的这种普及性教育实际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教化蛮夷”的要求，是传统华夷观念下的产物，而乾隆则对这种文化上的差序格局不屑一顾。

在讨论宋辽的正统问题时，乾隆主张【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

郭成康分析这一观点为“不问皇帝是否为夷狄，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即为正统”，实际上是十分朴素的“主中华者为正统”的观点，可见乾隆并未如其父一样接受传统的华夷观念。

与雍正相比，乾隆的身份认同则无疑更为复杂，柯娇燕便总结性的指出“乾隆帝将自己塑造为包容满洲人、蒙古人、藏人、维吾尔人和汉人之五族统治者”，他既是皇帝，又是大汗，也是文殊活菩萨。

如果我们对雍正、乾隆对《大义觉迷录》的不同态度进行透视，或许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在清朝入关以后便向每一个异族政权一样需要面对身份认同的问题，一方面为了维持统治，清代统治者显然需要接受汉制中国的文化与政治。

但同时不同于北魏式的渗透王朝，清代统治者也不愿全盘汉化，中断自身与内亚的联系。

基于上述原因，清代统治的基本框架就是国家认同、多元统治，但是在这一基本主张之下，不同君主仍然存在差异，雍正对于中原文化的接受程度更高，更像一个传统的中国皇帝。

而乾隆则不满足于此，希望能扮演更宏伟的天下统治者，因而主张保持不同族群的多元性，而欧立德等西方学者也因此称赞乾隆为现代中国的奠基者。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区别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模糊的，雍正虽然接受中原文化程度更高，但是绝对不是主张全盘汉化，彻底消灭满洲特色，同样乾隆对于中原文化保持着相对程度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