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西厢桃花别样红，蒋星煜有哪些故事？
蒋星煜先生，作家、戏曲史(理)论家、有名学者、有名戏曲史家、《西厢记》研究大家、有名的中国戏曲史专家、文化学者、当代戏曲研究的泰斗。
他自己生活上面一个特点呢，就是对任何事情都感觉兴趣。外事原则，他言:“自己有一个原则，不开心的事情，当时不开心，忘记掉，不要受这个影响，一辈子不开心自寻苦吃，犯不着”。最开心的事情，他说“就是这些古书，我想读到什么、我在上海图书馆能够找得到，这是最开心的。”
戏曲理论家蒋星煜从1942年开始发表作品，有关《西厢记》的专著就有7个版本，分别出版于北京、上海、中国台北与日本，他还著有《以戏代药》、《中国戏曲史钩沉》等十部专著，历史人物传记有《海瑞》、《况钟》，历史小说集及散文随笔集《海瑞的故事》、《文坛艺林见知录》、《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等。在戏曲上面，他觉得自己做得比较满意的，既然到了戏曲工作岗位上面呢，自己把主要的工作没有放在他们说的一般人做的行政工作上面，他把重点就放在古典名著的改编上面了。1920年，蒋星煜出生在江苏省南部的一个小县城里，外祖父是晚清的秀才，他是蒋星煜的启蒙老师。父亲在银行工作，家境富裕。这张照片是蒋星煜他六岁的时候他在照相馆里拍的，当时他的父亲在哈尔滨银行里面工作，照片拍了之后，他带在身边，自己是独子，想念家里的时候拿出来看看。幼小的蒋星煜刚学会走路，外祖父就牵起他的小手泡茶馆并试茗，一家名叫“大公和”的茶馆是当时溧阳城里最高级的茶馆。茶馆是这样子的，他外公呢、他很喜欢自己，带自己去，茶馆里面有什么听的呢，这个茶馆和一般的茶馆不同，这个茶馆里面等于本来清朝的秀才还有后来的民国时候做过县长的这些人都在，他们谈的东西就是说从国家大事到琐事都谈，有时候警察局长、教育局长有时候也来坐坐，和大家交交朋友。蒋星煜他在这样的环境里比别的儿童心理上要早熟一点，因为不是和小孩接触，都是听大人在说。给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国家大事，而是有人谈谈书法、有人谈谈下棋，或者有人谈谈篆刻，有人谈谈古董，唐诗宋词，这些东西比学校里读到的东西印象要深。从小受到外祖父的影响，蒋星煜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上世纪30年代末在同父亲商榷后，蒋星煜考进了复旦大学英文会计专业。这本书(《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是他二十二岁写的，因为当时自己感觉到生活已经像个隐士了，所以对中国古代的隐士就发生了兴趣、就写出了这本书。写出这本书以后发生了一个大笑话，中华书局的一个编辑找到他的时候，以为他是作者的儿子或者是弟弟，他看见一个二十二岁的小青年在打篮球，找到自己之后，他问，好像你哥哥在哪里，他说、就是我自己写的呀。他大为惊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星煜离开了上海辗转来到了大后方重庆。他从上海到重庆去的时候，因为一个堂兄在重庆，根本不知道去做什么，安排自己的工作是中央政治学校，这中央政治学校政治味道很厉害，他们安排来、安排去，对自己倒蛮看得起，他们说，听你说对上海话剧的情况很熟悉，这里没有导演，他说、你来做导演好不好，这时候、他只有二十岁，他说、这不行的，我普通话说不来的，后来他们一再研究后来自己都不同意，自己想到这个地方继续读读书，他就进了图书馆。蒋星煜远离尘嚣，一头扎进故纸堆里，他通读了《二十四史》，同时还对经济、考古、宗教、书法等进行研究。它这个图书馆和别的图书馆不同，它有一个小房间专门放马列主义的书，是给那些御用之人写反共文章时看的，自己除了看古书以外，自己也经常去看看，后来感觉到自己虽然在现实社会中自己好像变成一个隐士，与政治无关、只是看书，因此他对古代的隐士开始感兴趣了，所以就写了一系列隐士的文章，就是出版了一本《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因为自己感觉到已经像个隐士一样，所以对这个问题感觉兴趣了。《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出版两年后，蒋星煜离开图书馆来到中华教育电影厂做了一名编辑，随后又进入南京中央通讯社当了一名记者。
解放以后，上海成立了军管会文艺处，他们急需要人，因为刚解放不久他写过几篇剧评，他们看了以后说，我们现在最需要这种人才。因为当时上海的剧团有一百多个，硬是拉郎配，我不要看戏，他们说现在的戏绝大部分都是历史题材，你对历史蛮熟悉，他们说，我们正需要这种人，就硬要他做。做了之后，自己不安心，他们对他说，这是一个过渡，将来过几年，你要做什么，我们另外安排。他们说，现在全中国还没有解放，你要去搞考古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样就做了，他们说了一声之后、后来根本就不调他了，一直做下去了。上海的戏剧素有中国的半壁江山之称，建国后的戏曲繁荣因整改而庞大复杂，有着做不完的工作。自从演出了《十五贯》以后，他们文化局的局长叫李太成，他说、老蒋，你研究研究还有什么清官题材可以弄的，自己说、历史上的清官很多，除了况钟之外，一个宋朝的包公、明朝有个海瑞、叫海公，他说、好，你就把海瑞的题材研究一下，我们将来说不定可以编一部戏比《十五贯》还要成功，自己就去收集海瑞的题材，在1957年就写了一本《海瑞》的传纪，里面有很多题材可以编戏的，这本《海瑞》传纪出版实际上就是一个现在不能解释的事情，为啥呢，当时正是“反右”高潮，很多人的文章稍微有一点看起来不是怎样平稳的都划成右派了，出了一本《海瑞》等于是和皇帝对着干的，这肯定要划成右派的。反右运动蒋星煜没有受到牵连，但他不曾想到的是更大的一场暴风雨正悄悄来临。他写这本书是1957年，后来毛主席提倡海瑞已经是1959年了，后来别人把他《海瑞》里面写的东西上纲上线，他说我在过去未来的事情我怎么会知道，我根本不知道的，但是直接的导火线是什么，是周扬到上海来、他要宣传，他说现在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这时候已经是1959年了，叫《解放日报》、《文汇报》都要发海瑞的文章，结果他们没有人可以找，他们说你出版过《海瑞》的书，都来叫他弄，他在《解放日报》写的一篇海瑞的历史故事，后来周信芳就拿去编了《海瑞上疏》，后来就撞到枪口上去了，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我又没有向他们推荐。
京剧《海瑞上疏》以海瑞上“直言天下第一事疏”的史实为主线，宣扬其“刚正不阿、大公无私、敢于斗争、坚持真理”的精神，是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许思言执笔、周信芳导演兼主演的海瑞，初名《天下第一事》，后改为《海瑞上疏》。京剧《海瑞上疏》成为文革期间最早被说成大毒草的剧目之一。1963年，《解放日报》他们说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家要学习魏征精神，就派一个记者来叫他写，他说我对明朝的事情比较熟悉，对唐朝呢不是最熟悉，他们说反正都是历史小说，上海写历史小说的人也不多，我们报馆决定请你写，你随便写多少长、我们帮你连载。逼了他两个月，他们绝对不放松，所以自己就写了，一发表之后结果就出事情了，海瑞的事情是隔了很多年才出的，当时就出问题。文革一开始，蒋星煜所发表的《李世民与魏征》和《南包公海瑞》两篇文章立刻就被打成了大毒草，批判声一片。这两篇文章自己始终不知道内幕的，不知道《解放日报》一定要叫自己写，他思想非常复杂，党报一再叫我写，我不写、好像我也变成犯错误了。党报叫你写，你不写，你和它对抗啊，自己也只好写了，所以自己也提出来过，你们叫我写、说写得蛮好，我不是立了功嘛，后来怎么会变成“大毒草”。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是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王实甫的代表作，在历史上愿普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美好的愿望不知成为文学作品的主题，《西厢记》便是描绘这主题最成功的戏剧，这个剧一上舞台就惊倒四座、博得男女青年的喜爱，被誉为“西厢记天下夺魁”。
最早是在1952年，在那时候叫华东大区、华东戏曲研究院，先是袁雪芬、徐玉兰她们演《西厢记》，后来她们领导考虑得蛮周到，等于现在说起来再要弄一个青春版，叫金采风、吕瑞英重新搭一个青年班子演出，在开排之前，叫蒋星煜他去上一节课，说上一节课也就说了一个半小时，说说《西厢记》的历史背景、唐朝的一些风俗习惯以及《西厢记》这部剧本最早怎么由小说演变成说唱、演变成剧本这个过程，说一下。当时有一个底稿的，就是说了之后有一个稿子留下来的。“文革一结束，他就想好了，海瑞的事情弄出这么大的毛病出来，再会了，搞《西厢记》可以太平一点，他自己主观上面也向《西厢记》倾斜了，但是自己这份提纲抄家抄掉了，后来到戏剧学院再去找，结果在戏剧学院表演系的支部书记她这里收藏了一份，自己拿她那份提纲回来又继续不断的丰富，内容就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