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古国—邹国
《史记》记载黄帝之孙颛顼的后裔陆终娶于鬼方，生有6子，第5子名安，大禹赐曹姓，为曹姓始祖。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后，封安的后裔曹挟在邾建立邾国，附庸于鲁国。邾国又作邹国，亦称邾娄，有今山东费、邹、滕、济宁、金乡等县地。邾国是子爵国，也史称邾子国，东周时期著名方国之一。
春秋时期，在今山东境内，邾国是仅次于齐、鲁的国家，与之相当的还有莒国。邾国的疆域大致相当于今邹城的全境和周边的济宁、金乡、滕州、兖州、费县的部分地区。其国力也比较强，春秋末年仍有600乘战车的军事力量，是今山东境内众多小国家中的佼佼者。邾国在北边与鲁国接壤，“击柝之声相闻”，两国的毗邻关系，既有利害矛盾，又有相互的影响，所以邾国与鲁国的关系成为邾国发展史的重要内容。
从春秋初年开始，邾国与鲁国的关系就不和睦。因为鲁为周的同姓国，在周代各诸侯国的位次排列顺序上，亦即所谓“周班”，有“鲁之班长”的说法。鲁国的地位高，影响大，又与邾国为近邻，为了自己的生存，邾国千方百计地要搞好与鲁国的关系。在春秋时期，邾国国君多次到鲁国结盟朝见，以结好于鲁。但鲁为了扩展领土，将邾国视为“夷”而经常加兵于邾。仅《左传》记载，短短的二百余年里，鲁国对邾国的入侵就达十几次之多，先后夺取了邾国大量的土地。邾有时也不示弱，经常与当时的强国如晋、齐、楚相交结，求得保护，与鲁国对抗。
公元前639年，邾国灭须句（今山东东平）而并其地，须句国君流亡到鲁国。因为鲁僖公母亲的母家是须句，所以第二年鲁国出师伐邾，夺取须句，并让须句国君复国。邾国心有不甘，出师伐鲁。鲁僖公看不起邾国，竟然“不设备而御之”。大夫臧文仲劝谏说：“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希望僖公不要轻敌，认真做好战备，但鲁僖公不以为然。两军交战于升陉，鲁国大败，连僖公的头盔也成了邾军的战利品，被悬挂在城门之上。须句又被邾国所灭。但毕竟两国间的实力不可同日而语。公元前627年，为报升陉之役，鲁军征伐邾国夺取了訾娄（今山东济宁）之地。前620年又伐邾夺取须句，所以在两国的矛盾斗争中，占上风的主要是鲁国。之后，邾国统治者随着国势的逐渐衰微，改变了对鲁国的态度，从公元前585年始，多次朝鲁以求维持友好关系。之后邾国与鲁国的关系，随着彼此间力量的消长和当时大国争霸等外部环境的变化，时战时和，这种状况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尽管邾国与鲁国的关系长期处于对立状态，但两国地缘接近，在文化上彼此影响，所以在许多方面尤其是道德文化方面表现出某种趋同性。由于这种价值观方面的共同性，后人以“”称之。邹与鲁立国之地的原居民为东夷族，东夷族的文化传统是邾（邹）和鲁文化共同的源头。东夷人以讲究礼让、崇尚仁德而著称。
《说文》有“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的说法。所以“邹鲁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崇尚仁德。此外，鲁文化作为周文化的典型代表，其“重民”思想尤具特色。鲁文化是一种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邾国与鲁国毗邻而居，受到鲁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所以“邹鲁文化”的另一个内容是“以民为本”的思想。
“邹鲁文化”的这些特点内容，在邾国的政治文化中都有所体现。如春秋前期，邾文公在位期间，政治清明。邾文公是一位贤明的君主。公元前614年，鉴于鲁国不断地征伐侵扰，邾文公准备把国都从平原地区迁到地处山区的绎（今山东邹城东南）。当时的制度规定，国家在做出重大的决策前要占卜以问吉凶。而邾国史官对迁都的占卜结果是“利于民而不利于君”。对此邾文公说：“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意思说，如果迁都有利于民众，那么也就有利于我。上天生育了民众然后为他们树立了统治者国君，国君的建立归根结底是为民众的利益着想。民众得利，实际上就是我得利。遂毅然决定迁都。群臣们劝谏说：还是不迁都的好，这样国君您可以获得长寿。但邾文公却回答说：“国君之所以活着，就是要服务于民众。生命的长短，与时命有关。如果迁都对民众有利，这是一件非常吉利的事情！”最终邾国的国都还是迁到了绎地。从邾文公的这段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邹鲁文化中的“民本”主义思想和人文主义的精神。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邹地在战国时期出现了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子。
春秋后期，邾国政治日趋败坏。如邾庄公死时，竟用了5个人殉葬，这与“邹鲁文化”的基本精神是相背离的。由于统治者的腐朽昏庸，君臣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统治集团内部关系日趋紧张，最终导致政权的分崩离析。早在邾悼公时，邾国大夫庶其投奔了鲁国，并把邾国的漆（今山东邹城东北）和闾丘（漆的东北）作为进献礼交给鲁国。时隔一年，大夫畀我又叛邾奔鲁。邾庄公时，连续发生了大夫快逃亡鲁国和大夫黑肱献滥邑以奔鲁的事件。继邾庄公而即位的邾隐公更是一位荒淫无道的君主。公元前488年，鲁国伐邾，鲁军已攻至郭门，隐公仍然在享用乐舞，结果被俘虏。后隐公被放回，但仍不思悔改，又被吴王拘禁。邾隐公后在鲁、齐、越国之间流亡，最后在越国的帮助下回国复位。因其无道，又为越国所拘禁，死在国外。他的儿子公子何即位，也是一位无道君主，从此邾国国势日衰，江河日下。国势的衰落，与鲁国的力量对比更为悬殊，鲁国加重了对邾国的压迫。公元前529年，在晋国召集的平丘之会上，邾国曾联合莒国起诉鲁国说：“鲁朝夕伐我，几亡矣。我之不共（供），鲁故之以。”鲁国不断施压，邾国只好不断进贡示好以求和平，借以苟延残喘。到了战国时期，在鲁国的蚕食鲸吞之下，邾国已成为一个奄奄一息偏居一隅的小国。但邾国的统治者却依然腐败如常。据《孟子·梁惠王》篇，邾穆公时期，每逢灾荒之年，邾国的百姓年轻力壮的四处流散，年老体弱者抛尸于荒野，而国家的仓库中却装满了粮食财宝。黑暗政治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民众对国家的离心倾向日益加强。在一次与鲁国的战斗中，邾国有33名官吏战死，而参战的民众却没有一个人为国死难。邾国统治者被他们的人民所抛弃。
在内忧加剧时，外患也接踵而至。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日益激烈，除了受到北方齐、鲁两国的侵略外，随着楚国势力的东渐和北上，楚国成为邾国的主要威胁。进入战国后期，楚国向北大肆扩张，邾国在它的第29代国君时被楚攻灭，其君被迁往南方，其故地称邾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