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好惨，曹操到底有多坏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两篇著名的战前杂文，涉及到两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殷和曹操。殷是商朝亡国之君，而曹操是曹魏王朝的实际建立者。
在古代社会的主流舆论中，这两个人物都是负面形象，但从古至今，都有很多人在为他们叫苦。子贡据《论语·子章篇》说:“穷不如不穷。是以君子恶居垢，天下之恶皆归。”
子贡的意思是，阴之恶并不像现在人们说的那么严重。这样，人就不可能处于主流舆论的对立面，否则，世界上所有的恶都会加在自己身上。
这说明到了春秋末期，人们已经给殷加了很多罪名，但是子贡当时并没有说积了多少条。
那么，尹犯了什么罪呢？有没有更接近真相的历史记载？《尚书·牧誓》记载了周武王率领西南诸侯联军出征木叶，并在与商军决战前举行誓师大会的史实，可视为战前战役。
根据“牧誓”，在这次誓师大会上，为了激励盟军的斗志，一口气列举了尹的几大罪状。他说:“今殷王，只用女字；弃爵斯达夫；抛弃王的父母和兄弟；只是四个方向的许多罪行都逃脱了，无论是主张或长，无论是信仰或制造，无论是认为医生和贵族对人民残忍，强奸商业城市。”
到目前为止，这是记载殷罪恶的最原始的史料。这里明确了殷的罪状有四条，即:一、只听“女人话”；二是不顾国家利益，不祭祖；第三，不能用自己的普通兄弟；第四，雇佣其他国家的逃犯，让他们继续在生意上作恶。
据史家考证，所列举的罪行都是由殷的常弟魏提供的，所以比较接近事实。民心尽失才是尹亡国的真正主要原因。
据《左传·召公二十四记》记载，公刘对长虹说，根据大(泰)誓，周武王说:“外族数以亿计，有的已离德。有十乱臣(即统治者和圣贤)同心同德。”
从这个角度来看，阴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正因为他是亡国之君，后人对他的丑化才逐渐升级，使他一步步成为恶的典型。至于传说中的酒池肉林，烙印的惩罚等等。，纯属虚构。
曹操去世前后，曾拥有多个头衔，“史上最大盗墓贼”就是其中之一。据史书记载，西汉时曹操曾盗掘梁孝王墓，并设置盗墓者，即“法丘中郎将”和“莫金队长”。这是真的吗？
现在只简单讨论这一点。东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官渡大战前，袁绍命幕僚陈琳给豫州盟友刘备写了一封信，请他及时回复。
陈琳写下了著名的《毛州县文》(毛泽东选集第44卷《为袁绍毛渝州》)。关于曹操掘墓设盗墓官的话，如“发高中郎将”、“摸金为校尉”等，都出自陈琳的这一次战役。
该文长1300余字，主要内容如下:一、曹操的祖父曹腾成为宦官，勾结他人在朝鲜“作恶多端，纵酒暴食，残害百姓”；曹操的父亲曹嵩是个干儿子，像个乞丐。他通过腐败聚敛钱财，买官鬻爵，作恶多端。
第二，曹操是“留丑的肥太监”，无德无才，扣留狄咸，“专制治国”，害了钟良，“只为枭雄”；还“率校官”挖掘梁孝王(案，指韩晶的母弟刘武)墓，“略取珍宝”；设立“发山中郎将、摸金队长”专事盗墓，激起“民愤”
第三，在皇帝被胁迫的时候，天下所有的“忠臣”“烈士”都要“应时激愤，惩夷反暴”，主持正义。就算他们“绞尽脑汁”，齐心协力也要消灭曹操的势力。
陈琳杂文的“价值”在于它的“感染力”，但其内容大多不真实。一场丑化曹操祖父曹腾、父亲曹嵩的运动有其特殊的目的，迎合了当时“清流”对宦官集团的仇恨，进而达到攻击曹操的目的。
东汉末年，宦官与文人的矛盾不可调和。桓帝颜夕九年(公元166年)和灵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先后发生两次“党隐之祸”，宦官集团对以以太生为主体的“清流”进行了全面清理。
此后的20年间，宦官势力达到顶峰，所有的中央官职都由宦官担任，而宦官的兄弟和亲属则担任刺史和长官。
袁绍出生在一个权贵家庭。自其曾祖父袁安起，四世五人在三公处，史称袁世凯“门生遍天下”(《后汉书·袁绍传》)。钟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后，东汉政府组建了一支新军保卫洛阳。
在西苑设总司令部，就是著名的“西苑八将”，以太监简硕为校尉(即总裁帅)，袁绍为校尉(即副总裁帅)。
灵帝死后，大将军何进杀了简硕，不久何进也被杀。袁绍发兵惩治宦官，死了两千多人。陈琳竞选旧事重提，故意指出曹腾的宦官身份，以此激起对曹操的“友军”和“民愤”。
清代的何超认为，后世关于“曹操盗墓”的传闻，是根据陈琳的文章。他说:“不知道你信不信。《文选》和《曹臧传》中的注释说:“曹操破棺，收宝，天子闻之而泣。”看来实事求是的人也是。"
因为一篇杂文而坐上曹操“盗墓”的位子，显然有失公允。《后汉书》主编张舜徽也认为这两个“官职”是“袁绍攻曹时所提官名”，这没什么。
殷和曹操都对中国的社会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由于不同的社会原因，他们的形象也遭到了严重的歪曲和丑化。这与其说是一种文化现象(由于“输赢”的文化心理)，不如说是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
《尚书·牧护誓约》中所列之罪，至今仍是“真”，但到了陈琳的《益州郡文》，却大肆诋毁曹操。
这说明后世的政治军事斗争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化，正好可以印证孔子所说的:“古人有三病，今已亡:古之狂也，今之狂也，荡也；古之怜也贱，今之怜也苦；古之愚也，直也，今之愚也，只是诈也。”
这种风格在中世纪的日益成熟和广泛运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看来，我们在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时，不仅要把他们放回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仔细考察，还要实事求是，讲道理，坚持道理。不要人云亦云，妄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