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四种货币制度
中国古代的货币很早就出现了,原始货币,如海贝,在商朝就广泛使用。同时,商朝还发展了以铜为基础的称重货币。
周代以后,由于冶金技术的进步,铸币成本降低,铜铸币逐渐流行。战国时期的铜钱分为燕齐刀币、三晋铲币、楚蚁鼻币和周秦圆币四大体系。
齐国制造的刀币是最好的,在齐、燕、中山、赵等国都流行过,尤以齐、燕为甚。齐的剑币以大刀最为著名。
考古发现的大刀都有“法货”字样,可以证明齐国政府掌握了铸币权。这个国家的铸造系统受到了法家思想的影响。
布币,主要流行于三晋,即朝鲜、赵、魏,多为铲形,类似齐、燕的刀币。寿平布是最受欢迎的,主要用于三晋地区。
三晋作为一个大国,由于战争、贸易等关系,他们所使用的布币经常流传到其他地区,同时市场上也有其他地区铸造的刀币。这说明除了政治因素,经济本身的作用也是货币形成的原因。
春秋以后,楚国主要使用贝壳形货币,又称蚁鼻钱。蚁鼻钱有殷商时期自然壳币的痕迹,形制比较落后。蚁鼻钱有很多种,因为它的质地可以分为五种:海贝、骨壳、木壳、泥壳、铜壳。
由于价值高,携带方便,铜壳广为流传。蚁鼻钱的出土地域非常广泛,包括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陕西等省份。由此可见,蚁鼻钱不仅在楚国使用,在其他国家也有使用。显然,这是市场和战争的双重作用造成的。
圆钞,主要流通于周、秦,主要有圆圆孔和圆方孔两种货币,其形状由秦国商鞅变法等政治措施规定。后来圆形方孔钱流通更广,得益于秦惠文的推行。
目前的资料证明秦国很可能没有铸造他国货币,因此可以推测秦国统治集团发现圆方孔钱具有他国货币所不具备的优势。而且秦国半两钱的发掘与其战国末期的对外扩张路线基本一致,说明秦始皇实行半两钱不是突然的,而是秦国长期认识到这种钱的优势后的自然发展。
黄金的广泛应用
战国时期,四大货币区逐渐交错,货币混杂。但毕竟货币制度没有统一,制约了经贸活动,所以黄金流通范围扩大了。
战国初期,黄金成为国家财政使用中的代表性单位。军费也是如此,如《孙子兵法·用房》说:“凡发千军千里之兵,民之所费,公之所役,日费数千。”
后来随着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盛行,富裕阶层的数量增加,加上贫富差距的扩大,黄金的使用成为富裕阶层普遍的经济生活特征。这是非常普遍的社会效应,也是经济史的一般规律。
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战国时期贵族园林的收入也用黄金表示。《战国策·西周策》记载:“尝暖之利,八十岁金,周君暖,为物王,一百二十岁金,得四十金而不患党。
王维使孟茂暖,限于周军,但也作了防御。“另外,买卖人类也是建立在支付黄金的基础上的。比如战国末期,韩国财政拮据,于是“卖美;贾桂之美,诸侯买不到,所以秦买了三个女儿。".
先秦后期,市场上黄金交易的案例越来越多,层次越来越广。东周后期,黄金就有了这样的政治一面。韩非子曾提到:“臣魏思过城为客,难闭城。因为与城市有关,他放弃了黄金和海关官员。”
可见此时黄金已经被商人和旅行者所携带,作为贿赂以应对小官吏在通关时的故意刁难。此外,在生日、礼物、奖励、商业、贷款和救济活动中使用黄金的例子也很多。
而且在这样的国际市场中,黄金的流向也直接关系到国力的强弱。尚军·舒德强指出,一定数量的黄金和小米可以以同样的价值交换,而小米和黄金的数量关系到国家的兴衰。虽然蜀更重视小米,但也说明黄金已经成为国际通用货币。
除了黄金和小米,还有黄金和象牙、珍珠玉石、丝绸等。可以一口价兑换,兑换区域很广。以楚国的金币为例。1985年以前,考古工作曾在湖北、河南、陕西、山东等省发现过这种金币。这证明黄金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各国通用的交易媒介。
以上都指向一个结论,先秦时期黄金的流行,把各个国家的个体经济汇集到一个单一的货币体系中,足以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系结构。
黄金是金还是铜?
以上证明,在战国中后期,无论是七国之间的政治交易还是贸易流动,黄金都占据了相当的地位,国际黄金市场基本形成。但令人费解的是,古代所谓的“金”指的是金还是铜。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多经济史学家,也引发了争议。
其实春秋时期就有金铜不分的现象。《左传》载:“郑伯起于楚。当子楚给了他黄金,他后悔了,并与他结盟,说:“没有办法铸造士兵。”所以铸造三个钟。“这里的黄金是铜,可以铸造成武器。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这种情况改变了。《战国策》这本书作为战国历史上最基本的文献,提到“金”的地方很多,而提到“铜”的地方却只有“铜”。《战国策·赵策易》云:“东子对晋阳的统治也是以精铜为基础的,所以你用了,铜就多了。”
这里所说的显然是指铸造武器所用的金属材料。因此,从《战国策》所包含的史料中,可以明确得出结论,战国时期金铜已经有了明确的划分。
除了直接说出“金”这个名字的,其余的“金”也是指黄金,而不是铸造货币的铜。
除了战国政策,史书记载,“于霞的货币,黄金是三品,或黄,或白,或红”指的是金、银、红铜,划分相当明确。《汉书·食货志》说“金有三等,金为上,铂为中,赤金为下”,也是这个意思。
此外,体积小、价值高的特点也可以证明战国时期出现的“金”不是铜,而是金。有一个故事说,有人想得到“金子”,就去卖“金子”的地方,抢一些“金子”回来。
如果是体积重量大的铜,恐怕抢劫不会这么顺利。鲁《春秋》中有“国库黄金散,仓廪谷子散”之说,也有“千金之剑”之说。这里的“金”也比铜更能说明问题。
先秦的“一金”或“一”今天重约250克,可以解释《史记》中的一个故事。郑朝赠赵太卜黄金30两,约为7.5公斤黄金。如果这里的“金”只是7.5公斤的铜,恐怕很难说是“礼物”。
秦王为了杀死范,说要以“一千斤,一城万户”奖励有功之人。燕国王太后把女儿嫁给诸侯,要“赐她一千,得其百里。”几千磅黄金,加上一座千户之城,几百里之地,说明它们有相当大的价值。如果一斤铜和百里土地并列,那就不成比例了。
另一个关于范蠡的故事也能说明问题。范蠡的儿子在楚国杀了人,范蠡找人救了他,他赚了几千美元的黄金。前面说过,春秋战国之间的楚国用的是铜壳。
如果这些“钱乙”都是铜的,那么如果换成铜壳,岂不是要熔铸?不管国家允许不允许,光是演员恐怕就要花很长时间。这样会及时救人吗?所以,如果这个“钱乙”是黄金的话,那办事就更方便了,收钱的人也会觉得更值钱。
所以战国时期的“金”“金”到底是“金”还是“铜”的问题就可以解释了。无论是计量单位还是作为礼物,黄金显然比铜更有价值。
黄金攻势统一世界
以上证明,在战国时期,黄金已经成为各国通用的硬通货和稀有资源,无论是在民间贸易流通中,还是在各国的政治活动中,黄金都被作为重要的媒介使用。
战国中期以后,联合连横成为东方六国与秦国斗争的重要方式。在这些斗争中,黄金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国策》赵策说赵王:“苏秦封为武安君,饰以百车,千金,百对白玉,锦绣清纯,以约诸侯。”
苏秦是当时东方六国联合抗秦的主要发起者。赵王给了他几千枚金币和其他贵重的礼物,让他进行联合抗秦的工作。
战国时期,进攻激烈,各国为了救亡图存,都想尽办法削弱敌国。除了血腥的军事手段,各国都在竞相遵循一种创造性的“软处理”方法,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黄金攻势”。
综上所述,国策所包含的战国“黄金攻势”,主要是利用黄金,通过新兴的积极分子,即游子,进行贿赂、奸诈、收买等活动,推动敌方阵营内部的决策和执行向着自己的政治目标发展。换句话说,战国时期大宗黄金流动的主要目的是作为国际说客的游说资本。
运用“黄金攻势”最成功的是秦。为了瓦解山东六国的一体化政策,秦国也以金攻之。
《战国策·秦策》中有记载:“唐举载乐,赐其五千金。他住在武安,和高层开会和喝酒...不能是三千金,天下人互相争斗。“唐聚带着黄金5000元东行,以类似沙龙的组织名义,设立策动据点,瓦解了当时正在山东各国集结,准备通过私下接触转移的谋士集团。
战国后期,秦国和赵国打了很多仗,不分胜负。长平之战中,赵国廉颇率领的赵军与秦军展开了长时间的对抗,双方势均力敌。于是,秦国的宰相派人去赵国接他的女儿。后来赵听信谗言,廉颇被除,赵战败。
长平之战后,赵李牧率军屡败秦军,阻挡了秦向东的前进。秦又试了一次同样的把戏。“秦铎和的宠臣郭反目,说李牧和司马还想反目。”赵王又中了圈套,李牧冤死了。赵很快就灭亡了,赵王成了俘虏。
战国末期,军事家廖伟给了秦始皇一个统一天下的重要战略。“我希望国王不要热爱财产,他会贿赂他的大臣们把他的计划搞得一团糟。但若失三十万,诸侯皆疲。”拿出30万金来扰乱各国,然后吞并天下,秦始皇认可并实施了这一政策。
秦国日夜攻打三晋,齐国应该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出兵相救。然而,当其他国家灭亡时,齐国与秦国友好相处,袖手旁观。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齐国相在《史记·田家终》中说“多赐钱于秦,多邀客于秦,多赐钱于秦。宾客皆反对,劝君去秦,不作攻伐之准备。”正是黄金和双重危险导致了齐国灭亡被俘虏。
为什么秦国可以多次用黄金作为反制手段?一部分原因当然是东方六国的政治腐败,以及秦朝大将司马错攻克巴蜀,巴蜀是战国后期黄金的主要产地。
这造成了两个重要影响:一是秦国获得了大量黄金财富,成为当时的超级经济大国;第二,秦国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经济力量发动一系列军事和外交攻势。
最终的结果是“黄金攻势”为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因此可以说,黄金在当时国际社会中的经济功能,以及其作为普遍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本质,一方面奠定了秦国统一六国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直接推动了秦国统一天下大业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