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子弟在清初是个尊荣的称号。清朝入关初期，清统治者通过大规模的圈地活动，掠夺许多肥沃的土地作为旗地，按不同的等级分配给所有八旗官兵，然而，这套优厚待遇随着战事的平定、圈地的停止，也就无法支撑了，八旗内部贫富迅速分化，一些八旗子弟贫困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富贵者穷奢极欲，有钱人自然声色犬马，贫困者又想着赌一把改变命运。

嘉庆帝十七年（1812）正月，宗室载锡朝会迟到，嘉庆帝大怒，下令拖出去打板子。然而此后短短一周内，迟到的，干脆不来的，实在太多，甚至有亲王在内，嘉庆帝只好下令“暂免板责”，各罚一年工资。可这些懒惰成风的腐败官僚原本也不靠死工资生活，这种处分对他们不痛不痒。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雍正时期，八旗的都统、副都统们已经连朝会都懒得去了。

乾隆时期，为了培养八旗子弟的尚武精神，不准他们坐轿，八旗子弟一律骑马，这些八旗大臣知道骑马颠簸辛苦，又知道乾隆脾气，就坐马车上下班，乾隆看得无奈，只好规定王爷和一品大员可以坐轿，其余再不骑马，决不轻饶。结果到了嘉庆帝继位时，直隶提督上报的兵马档册里公开写着 “轿夫十八名，具系战兵充役”，他一个武官不仅坐轿子，还敢让打仗的兵丁给他抬轿子。

嘉庆年间，有四品宗室仪续、仪平，擅自出京，“在外宿娼”。移驻盛京宗室喀勒明阿，游荡哼肆，“强行奸污民女”。宗室喜龄，“经年在外宿娼”。甚至在军营中出现十余处赌场，军官带头设赌局。

驻守统治中心北京的八旗军队也极为废弛，连宫廷门禁都没人管。嘉庆十五年六月的一道上谕就抱怨说：“近来门禁废弛，各处直班官兵，全不认真管辖，以致闲杂人等任意阑入，毫无稽考。”时人爆料，这些大内侍卫，平时执勤经常旷工，“累日不至”，即使上工，他们还嫌刀剑沉重，赤手空拳往那一杵了事。到了夏天，御前侍卫就 “长衫羽扇，喧哗嬉笑”。圆明园各门前侍卫更是不堪入目，整天光着膀子在宫门外睡大觉，“乃竟日裸体酣卧宫门之前”，时有大臣相责，当事者竟说：咱虽然光膀子，但咱好歹大热天出来值班了，你还得便宜卖乖。这也难怪，嘉庆八年二月在宫内竟发生了一起行刺嘉庆帝事件，一个叫陈德的47岁御膳房厨子突发奇想跑来刺杀皇上，当时百余侍卫，只有六人上前护卫，其余均袖手旁观。六个大内侍卫打一个老厨子，其中一人还让人家一把小刀连捅了三刀。

对八旗兵的战斗力，嘉庆帝不抱希望。即位之初，他提到自己当太子时随乾隆南巡，亲眼看见杭州驻防八旗操练，“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当时以为笑谈，此数年来果能精练乎？”答案是不能。八旗兵在白莲教起义中出尽洋相。战事爆发之初，八旗将领纷纷请战，因为他们觉得白莲教无非一群流寇，大兵一到自然就跑了，到时候就可以抢劫发财，把无主田产收到自己名下。结果京营八旗最精锐的健锐营、火器营，表现让绿营都看不起，为了顾及影响，让他们提前回来了。这群八旗子弟，连北京城都没出过，这次扛枪打仗，走几十里山路就汗如雨下，气喘如牛，在川楚山区，只有苞谷杂粮，他们又抱怨伙食不好，还未交战就病倒一大半。一到打仗，“各路官军临阵辄令乡勇居前，绿营次之，满兵吉林索伦又次之”，让别人先上，自己站最后。由于官兵作战能力低下，当时民间嘲笑八旗子弟是 “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又说是 “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仅出现”。

皇帝大阅图，出自 《唐土名胜图会》 （1805年）

嘉庆皇帝亲自过问此案，立即召见明亮当面质询。明亮虽然口称认罪，但语多谎饰搪塞，满脸不服气。经军机大臣再度传讯，明亮才说，负责查办赌场的大学士禄康，他自己的轿夫就是开赌场的，明亮怀疑禄康恶意打击竞争对手，想垄断京城赌博业。嘉庆马上改命英和与桂芳二人负责查办，一查果然确有其事，这不能不使嘉庆皇帝大为震惊。本来轿夫开局聚赌可以算是个人行为，但明亮、禄康这样一些身居高位的大员，他们互相知道对方的轿夫开赌场，说道自家轿夫设赌的事又支支吾吾，这些轿夫还总能奇迹般地提前得知风声，官兵还没出动就提前跑路，说这俩官员毫无干系，这事谁能相信？

嘉庆令将明亮所有太子少保衔、内大臣、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镶蓝旗满洲都统、阅兵大臣、管理稽察坛庙事务、上书房总谙达、清字经馆总裁、紫禁骑马、双眼花翎全行革去，降为二品顶戴、副都统，署理富兰镶黄旗汉军副都统出差之缺。毕竟明亮是前朝老臣，随着阿桂平定金川有功，嘉庆帝对他还显客气。禄康则是“ 文过饰非，欲盖弥彰”，但最后也不过革去太子少保、内大臣、东阁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步军统领、经筵讲官、阅兵大臣、管理户部三库事务、崔文门正监、国史馆总裁等职，拔去花翎，降为正黄旗汉军副都统。两人只是降低了行政级别，照样锦衣玉食，倒是他们的那些白手套，开赌场的轿夫，被判令 “永远枷号，游示九门”，其他从犯分别枷号三年或一年，期满之日再发极边烟瘴充军。那几个轿夫披枷带锁，在京师九门一直示众到死。此后，嘉庆帝又连续查获京城赌案十三起，连前共有十六起之多。

发钱策略治标不治本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八旗风气堕落，组织涣散，旗人违法乱纪事件不断发生，八旗生计艰难、经济困难，是很重要的原因。嘉庆帝不断地以行政手段扭转八旗风气的同时，也千方百计地筹划八旗生计。八旗子弟在清初是个尊荣的称号。清朝入关初期，清统治者通过大规模的圈地活动，掠夺许多肥沃的土地作为旗地，按不同的等级分配给所有八旗官兵，就连地位最低的披甲人也能分到房屋二间、耕地三十亩、月饷银二两、年米十余石，以及出征时一定数量的银米津贴 （称为行粮）。然而，这套优厚待遇随着战事的平定、圈地的停止，也就无法支撑了，随着这些八旗兵的繁衍生息，以往分配到兵丁个人的土地、粮米，慢慢地要养一家乃至好几家人，八旗内部贫富迅速分化，一些八旗子弟贫困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富贵者穷奢极欲，如和珅、福康安等动辄将数千顷官地收入囊中。有钱人自然声色犬马，贫困者又想着赌一把改变命运。

为此，嘉庆帝一方面扩大养育兵的兵额。八旗战兵的后备力量，称之为养育兵，通常食正兵一半饷银。嘉庆帝此举意在让更多的八旗子弟参加军事训练，增加八旗子弟的军饷收入，至于打仗，连八旗正兵都靠不住，自然也不需要这些养育兵上，这项政策可以视为一项纯粹的福利政策。不久，各都统为增添养育兵事上折谢恩，嘉庆帝也借此向八旗官兵进行一番将心比心的思想教育。他在上谕中说：“添设养育兵额，实因旗人生齿日繁，生计拮据”，纯粹为了改善你们生活。但同时，他希望各都统、副都统好好履行 “教养兵丁之责”，“俾兵丁各习弓马，勤慎当差，节俭生计”，虽然也让他们练习弓马骑射，但实际上最主要的还是参加训练，接受纪律约束，因为嘉庆帝根本不谈军事训练，只是念叨，你们可要改邪归正，不要老想着吃福利，如果再 “妄行僭越，华服饮酒，赌博听戏，钱粮入手，立即荡然，是多添银两，转于伊等有损无益。况国家经费有常，朕亦不能屡加恩施”。

这种发钱的策略治标不治本，原本僧多粥少，更何况交给这样一群声色犬马之辈，让这群人进军营，原本的老实军人也得被他们带着吃喝嫖赌。于是，嘉庆帝一方面整理旗地，以保证旗人有所收入，同时迁移京旗实边垦荒，发展生产。早年，国子监祭酒法式善就提过这个建议。法式善也是前朝老臣，是个蒙古旗人，能提出这种改革八旗的措施，当属公忠体国。但当时嘉庆亲政不久，对京城八旗的状况还未绝望，反倒把法式善骂了一顿。直到嘉庆十七年后，他的态度始有所改变，希望将京城八旗子弟移往吉林开垦，但当时吉林将军赛冲消极抵制，两年之后，另一个蒙古旗人富俊调任吉林将军，开始认真策划屯垦。在朝廷发给种子、农具、耕牛后，富俊亲自驻扎屯垦基地双城堡。

这个双城堡就是解放战争期间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部所在的双城子，当时虽然归在吉林将军辖区，但已经离哈尔滨很近了，天气寒冷，故第一年遇上早霜收成不好，但几百年无人开垦的黑土地肥力深厚，屯垦迅速获得成功，但直到嘉庆驾崩，也没有京营旗人前来开垦，来这里的大多是盛京、吉林自愿前来的贫苦旗人，来了有地种，有优惠政策，何乐不为。而对那些京营八旗，放着提笼架鸟的日子不过，跑到这苦寒之地开荒种地，他们才不来呢。至于北京的那些宗室权贵，虽然没有生计问题，但惹是生非，还不能严加苛责，毕竟是皇上本家。

翻译科会试录取事项的奏折 （复制品），原件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八旗制度是清朝的国家支柱，八旗子弟一直是清廷内部的一个特殊阶层，不允许经商致富，只能靠朝廷的铁杆庄稼供养。然而，随着清朝疆域的奠定，原有的丰厚待遇无法再通过战时的圈地、劫掠等暴力手段来维持，蛋糕只能做这么大，已经到头了。随着战事的平定，八旗人口逐步繁衍。很多八旗子弟堕入贫困，但归根到底，处境还是要好于当时衣食无着的农民，所以即使清廷的铁杆庄稼数额有限，但八旗子弟的人口增长一直很快，国家已无力负担，却不让他们自谋生路，势必造成八旗子弟的生活困难，规模已经发展到清廷倾尽全力也无法全部包揽下来的程度。嘉庆皇帝本人又是一个保守的君主，张口皇考，闭口祖宗，对于这项太祖开国时就定下的基本制度，碰也不敢碰，只能做些小修小补。就连颁布这些改革措施时，嘉庆皇帝态度也不甚坚决，遇到旗人的抵制，也不过写个文章回应一下，口吻唯唯诺诺，仿佛犯错一般。如此这般的整顿，失败也是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