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谷奇谋”是怎么一回事？“子午谷奇谋”真的可行吗？

在探讨诸葛亮北伐为何未能成功时，许多人都会惋惜他未能使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那么，“子午谷奇谋”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有这么一段资料：

(魏)延每随(诸葛)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

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在这段资料下作了详细引注：

《魏略》曰：夏侯茂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日：“闻夏侯茂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茂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成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县(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

这便是关于著名的“子午谷奇谋”的全部记载资料。

一、“子午谷奇谋"的记载可信吗?

关于“子午谷奇谋”的记载，以《魏略》最为详尽。但是，《魏略》这部书，却是在魏晋之际，由魏郎中鱼豢秉承统治中原的司马氏集团旨意而著述史事的(类似的还有司马彪的《九州春秋》、王沈的《魏书》等)。在他们所保存或加工过的中原传说里，诸葛亮是受到了严重的诬罔和歪曲的。

诸葛亮在世时，“声烈震于遐迩”[1]，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诸葛亮去世后，蜀汉地区的人民对他深切怀念，形成了许多故事传说。陈寿在诸葛亮去世40年后的《上诸葛亮集表》中说：诸葛亮“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2]。表明这些传说都是歌颂性的。而在司马氏集团统治的中原地区，则是一方面在政治上利用诸葛亮的社会影响来笼络蜀人;另一方面又在思想上、宣传上，尽量贬低和歪曲诸葛亮，以缩小他的影响。《魏略》正是这样的著作。

在《魏略》中，诸葛亮被描绘成一个以游说而求进身的策士，他自行往樊城求见刘备。[3]故事十分荒诞，毫无史实根据，所以裴松之驳斥说：“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魏略》记载了许多诸葛亮的异闻，都经不住史实考证。如说：刘备败于小沛，其子刘禅失散窜入汉中，卖为刘括养子，娶妇生子，后来简舍人使汉中，刘禅往见，遂由张鲁送诣益州，立为太子，“初备以诸葛亮为太子太傅，及禅立，以亮为丞相，委以诸事，谓亮日：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亮亦以禅未闲于政，遂总内外”。[4]这哪里是事实呢!不过是贬诬刘禅卑贱而以炫耀魏晋之主，描写后主甘作傀儡而诸葛亮则为独揽朝政的专制权臣。

关于诸葛亮针对魏国的北伐，魏人当然是不愉快的，所幸诸葛亮没有成功，这就为他们嘲讽诸葛亮提供了可能。《魏略》就讥斥诸葛亮的北伐是“反裘负薪，里尽毛殚，刖趾适履，刻肌伤骨，反更称说，自以为能。行兵于井底，游步于牛蹄”[5]。 那么，这种“史书”所记的“子午谷奇谋”又怎么可能让人相信呢!

《三国志·魏书·夏侯悖传》记载：“初，太祖(曹操)以女妻(夏侯)术茂，即清河公主也。茂历位侍中尚书、安西镇东将军，假节。”《魏略》也说：“林字子林，悖中子也。文帝(曹丕)少与桶茂亲，及即位，以为安西将军、持节，承夏侯渊处都督关中。”与曹操之子曹丕一并长大，又为曹操女婿的夏侯茂，到曹操孙子曹睿为帝时，还能说是“少”吗!何况诸葛亮于建兴五年(227年)上《出师表》后，即率军北驻汉中，又怎会在南郑召开军事会议，让魏延提出“子午谷奇谋”呢!即使有此会，魏延有此议，必然也是军事机密，又怎会泄露于外人知之呢!

虽然《三国志》魏延本传记载有魏延请兵与诸葛亮会于潼关之事，但这是“每随亮出”，即经常提出的建议，并不明确表示为“子午谷奇谋”。倘若没有注引《魏略》的资料，是不会将其理解为“子午谷奇谋”的。因此，《魏略》的记载是孤证，不足以证明有“子午谷奇谋”;加之《魏略》关于蜀汉的记载多不可信，“子午谷奇谋”的历史真实性也就相当令人怀疑了。

二、“子午谷奇谋"是如何产生的?

历代对诸葛亮的评价，公推由蜀入晋的史学家陈寿的评论较为公允。他既高度赞扬诸葛亮的政治才能，同时又公正地指出其战争指挥能力有所不足。陈寿经过广泛搜集和系统研究诸葛亮著作及有关资料后，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评论中指出：诸葛亮“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陈寿在《上诸葛亮集表》中又说：“然(诸葛)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军政才能长短得失的权衡结果是：政治优于军事;而在军事上也不是无所可取，只不过是用谋打仗不如军务管理与建设。陈寿对诸葛亮的这个评价，可谓历史之公论。

以所取得的业绩来看，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确实不如他的政治才能，何况诸葛亮所主持的军事活动又主要是针对魏国的，而且是长期与被尊为晋宣王的司马懿相对峙。由魏入晋又征服了蜀汉的晋朝包括陈寿在内的史学家，在涉及这段历史时必然有所忌讳，不能贬低司马氏，不能过分宣扬诸葛亮，甚至有意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进行贬低，便成为这一时期历史书籍的特点。

秉承司马氏旨意著述史书，对诸葛亮进行严重诬罔和歪曲的史书，除鱼豢的《魏略》外，突出的还有司马彪的《九州春秋》和王沈的《魏书》。王沈在《魏书》中，写诸葛亮之死：“亮粮尽势穷，忧恚欧血，一夕烧营遁走，入谷，道发病卒。”[6]裴松之在引注后就指出，所谓军败欧血而死之说，完全是“因亮自亡而自夸大”的“虚记”。当时，诸葛亮在渭滨，司马懿“蹑迹”，胜败未定;又诸葛亮亦非入谷而卒，乃是蜀人入谷发其丧。裴松之因此说：“以孔明之略，岂为仲达欧血乎?”可见，魏人关于诸葛亮的记载是伺等地不可信。

《魏略》之所以要记载下“子午谷奇谋”这条虚有的资料，其目的仍然是为了从思想上、宣传上去尽量贬低和歪曲诸葛亮，以缩小他的影响。看，诸葛亮的北伐，本来就是以小国之弱兵而征大国强兵，取胜的惟一可能就是“子午谷奇谋”，可是“奇谋为短”的诸葛亮怎么会有如此胆量呢?他因为“怯”，所以认为此计“悬危”，不敢采纳，坚持从坦道渐进的方式。他的军事活动当然也就只有以失败告终了。

可以肯定，类似“子午谷奇谋”这样贬低诸葛亮军事能力的传说，在魏国一定还有，不然，被称为“良史”的陈寿也不会在《三国志》中写下魏延欲与诸葛亮“异道会于潼关”的记载。只是，陈寿的记载并非特指“子午谷奇谋”，而是魏延多次建议分兵合围;而经裴松之加注《魏略》的资料后，就必然理解为对“子午谷奇谋”的特指了。

三、“子午谷奇谋”真的可行吗?

即使“子午谷奇谋”真如《魏略》所记载的那样，倘若诸葛亮采纳了，是不是就可以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呢?尤其是由于诸葛亮的北伐毕竟最终未能取得成功，后世许多为诸葛亮出师未捷的惋惜者，更容易感叹诸葛亮为何不试此“奇谋”。

但是，诸葛亮不会采纳“子午谷奇谋”这样的计策，并非陈寿所说的“奇谋为短”，也不是魏延所说的“怯”，而是认为此计太“悬危”，这是有原因的。在这之前，就发生过孟达掉以轻心被司马懿擒斩之事，打乱了诸葛亮在上庸开辟伐魏东线战线，两路出兵征魏的计划。首次北伐，又因违众错用马谡而不用宿将魏延、吴懿为前锋，导致初出祁山的严重失败。诸葛亮本是刘备在政治上的“股肱”，没有指挥过大战，况且又有关羽、刘备先后因冒进而失败的前车之鉴，必然使他在军事指挥上格外谨慎而考虑再三。

诸葛亮北伐的战争指导思想，主要是图谋稳当地在陇右建立基地，稳扎稳打，逐步推进。正因为此，所以司马懿观诸葛亮营垒后，也称赞他是“天下奇才也”。[7]从蜀汉的实际国力与军力而言，诸葛亮的北伐步骤，不能不认为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平心而论，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实在是过低估计了强大的魏国的军事力量。倘若夏侯茂闭关拒战，以逸待劳，后果将不堪设想。后世责难诸葛亮不用“子午谷奇谋”者，多以为-个军事家不能非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去进攻，只要有百分之六十的希望就可以一试锋芒了。这个道理用到一生谨慎的诸葛亮身上，是不起作用的。蜀汉国小民少，兵员不多，诸葛亮不能不谨慎行事。更何况诸葛亮“约己爱民”，对士兵也极其爱惜。在第一次北伐退兵后，有人因收姜维，并掠得数千民众还蜀，来向诸葛亮祝贺时，诸葛亮就皱着眉头说：“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贺，能不为愧。”[8]由此可见，诸葛亮用兵岂能在把握不大的情况下，让将士去作无谓的牺牲品?惜兵慎战，这应是诸葛亮作为政治家兼军事家的难能可贵之处。

历史本来是不能假设的，但我们也不妨作一假设：诸葛亮采纳了“子午谷奇谋”，魏延率奇兵从子午谷直奔长安。子午谷道路崎岖，遇雨还泥泞，魏延军不能按预期赶到(建兴八年，魏使张邰率军由子午谷攻蜀，就因“大雨道绝”[9]，不能前进，张郃军只得退还);勉强走出子午谷，长安的魏国守军已布好防守之备;诸葛亮的大军也不能按期到达(几次北伐都推动不走就是证明)。此时的魏延及其大军，便只能懊悔轻率出征了;蜀国遭此重创，大约也再不可能组织像样的北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