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中国几乎是同时起步进行维新，中国却输在了起跑线上

中国的百日维新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处在同一时间节点上，但是执行的彻底与否则决定了两国完全不同的命运，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明治新政之后，开放性的眼光看向整个世界。在1862年“千岁丸”访问中国之后，1871年12月23日，急于脱亚入欧的明治政府为了“求知识于世界”“派遣才智卓越精通外语且通晓我国内事务者，前往欧洲诸国及美国调查交际实况，条约缔结及诸税务所规则”等，派出了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正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等为副使的规模庞大的政府代表团，访问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等15个国家，历时一年零十个月，耗费100万日元(占明治政府1872年财政总收入的2%以上)。

如何富国强兵，如何脱亚入欧，避免他的近邻中国遭受列强欺辱掠夺的命运，甚至进而也进入世界列强的队列，转而成为“东亚”的霸主去掠夺财富，这是当时日本迫切想要找到的答案。

岩仓使节团的出访，一开始就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性。

岩仓使节团的出访任务，在《派遣特命全权大使事由书》中，说得很清楚：

一是“借政体更新”，向各国政府“修聘问之礼”;

二是为修改条约，“向各国政府阐明并洽商我国政府之目的与希望”，以便“依据万国公法”“修改过去条约，制定独立不羁之体制”;

三是“视察欧亚各洲最开化昌盛之国体与各种法律规章等是否合于实际事务之处理，探求公法中适应学良法、调查施之于我国国民之方略”。

岩仓使节团首先在美国碰了钉子。

虽然伊藤博文自诩日本是个初升的太阳，不久即可高悬太空，光披万国，但此时的日本还根本不在美国人的眼里。在与美国总统格兰特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会谈后，岩仓使节团的成员都清醒了过来。

强大的美国无意放弃它已取得的权益，在日本自身并没有实力说话的情况下，取消欧美在日不平等特权是无法办到的。“彼之所欲尽取之，我之所欲一而未得”。

修改条约的任务不可能完成，岩仓使节团很快采取灵活的态度，将出访任务的重心放在了考察各国国情上。

岩仓使节团成员后平川佑弘在日记中以文学家的笔法细致记载了他们忙碌而认真的考察工作：

“火车一到，我们就把行李卸在旅馆，一天的忙碌开始了。白天我们不停地从一地转向另一地，观看会去原木表皮的机器和轰鸣的蒸汽机车。我们站在机器呛人的气息中，周围烟雾蒸腾，身上落满了煤灰和尘土，黄昏时分我们回到旅馆，几乎还没来得及脱掉脏衣服，晚宴时间到了。我们不得不克服倦意，保持应有的威仪。等我们最终就寝时，天色已经微亮……很快陪同人员就会来到，带我回去参观兵工厂。”

岩仓等人“冒寒暑，究远迩，跋涉于穷乡僻壤，采访于田野农牧，观览城市工艺，了解市场贸易……”，考察的收获是显著而巨大的。

使团成员震惊于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先进和富足。在英国，“所到之处，没有一样是土地生产的东西，只有煤和铁，产品皆从外国进口(原料)，(加工后)再运往别国。机器工厂之盛行，超过以往的传说”。

然而使团成员并没有停留在表面的对“西洋技艺”的赞叹和艳羡，他们在认真思索和探寻欧美资本主义其内在的体制原因。

他们认识到，“西洋一令一法，皆考虑人民财产生理，以保护人民为主旨……此乃保其富强之所在”。

欧美资本主义在经济制度及各项法则保护和鼓励工商业的发展，这种内在的体制，是其富足的保障。

负责考察西方产业情况的大久保利通对此深有体会：“大凡国之强弱，在于人民贫富;人民之贫富，在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在于是否勉励人民之工业。归根结底，未尝不在于政府官员之诱导与奖励……为国为民负其责任者，必当深思熟虑，由工业物产之利到水陆运输之便，系属保护人民之紧要，宜按国之风土习俗，民之性情知识，制订其方法，以此为今日行政上之根本，保持其已开成者，诱导其未就绪者。”

岩仓使节团如此兴师动众大规模地出访，实在是收获巨大，对于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实质性的资本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对于岩仓使节团的考察报告，明治天皇在给岩仓的回信中指示：“我们旨在从盛行于开化国家的不同制度中选择最适合日本现状者，适用于革新和政俗的改善。”

如何脱亚入欧，现在，日本已经很清楚了。

日本与中国几乎是同时进行“洋务运动”，但彼此之间际遇却是颇令人感慨和深思。

岩仓使节团出访西洋各国之后不久，中国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对西方文明进行详细考察，并也写出了类似的考察报告，供大清帝国上上下下参考。

这就是郭嵩焘的《使西纪行》。

《烟台条约》规定中国必须派高官出使英国，但大清帝国那时还根本没有国际化的现代外交概念。那些以“礼仪之邦”自居的大清帝国国民，是绝对看不起“蛮夷之邦”，舆论上甚至将派赴“出洋”等同视为“卖国”，当时的大清帝国官员，没有人愿意去承担此一“有辱斯文”的任务。

在李鸿章的推荐下，福建按察使郭嵩焘于1875年出任首位驻英国公使。郭嵩焘是湖南人，消息传来，为其叹息之声不绝于耳，“徒重辱国而已，虽有智者无所施为”，郭“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

更有甚者，愚昧的湖南士绅居然是群情激愤，认为郭嵩焘丢了湖南人的脸，要开除他的省籍，砸郭家的宅院。

面对巨大压力，郭嵩焘也心力俱疲，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

郭嵩焘在当时是颇具争议的一个有名人物，以其懂洋务著称于世，在政坛上也是几起几落。

郭嵩焘早年随曾国藩帮办军务时接触到西方文明，在上海时对西方的种种新奇器物大为惊叹，他还认真研读了《日不动而地动》等自然科学图书，由此叹服而倾心西学，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一员。

郭嵩焘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

这一诏命，正合郭嵩焘心意，他早就有想法要将他所了解的西方文明介绍到中国以震醒梦中的国人。

到了英国之后，郭嵩焘尽心尽力，写出了也是如同岩仓使节团的考察报告的文字，这就是他的日记体文章：《使西纪行》。

在《使西纪行》中，郭嵩焘详细记录其所见所闻，并加以评述。

郭嵩焘不仅客观记述了所见所闻，而且对这些见闻作出了自己的评价。如赞叹伦敦“港口每天上百艘轮船进进出出条理之繁密乃至如此”。盛赞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无以复加”。从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风土民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全都作了介绍。

我们可以看出，郭嵩焘的《使西纪行》，其观点视角，与日本岩仓使节团的考察报告大同小异，如出一辙。

日本岩仓使节团的考察报告给日本的维新改革带来了美好的可以借鉴资用的蓝图，而郭嵩焘的《使西纪行》在大清国内却给他带来群情汹汹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

郭嵩焘的《使西纪行》被批评为“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

郭嵩焘因“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的指责被言官弹劾，有人上奏，认为应将郭嵩焘撤职调回：“今民间阅《使西纪行》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

但在朝野的一片反对声中，李鸿章却对郭嵩焘的《使西纪行》表示支持。

在1877年5月9日给郭嵩焘的信中，李鸿章说从总理衙门得到他的“行海日记”后自己“循览再四”，赞扬其“议论事实，多未经人道者，如置身红海、欧洲间，一拓眼界也”。在1877年7月11日的信中，他更鼓励说：“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20年，亦略闻梗概。”但20年来自己仍冲破重重阻力、克服种种困难兴办洋务，因此更感郭的“崇论闳议，洵足启发愚蒙”。在给他人的信中，李鸿章为郭甚抱不平：“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

在李鸿章的保护下，加之清廷也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取代他，郭嵩焘虽然没有被革职查办，但他的《使西纪行》却受到了毁版遭禁的命运。

日本和中国几乎是同时起步进行维新，中国却输在了起跑线，由此可见一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