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这个马屁精大臣，最终死在了另一个马屁精的手上
马屁精往往在官场和职场上能混的风生水起，但是马屁精也分段位，如果拍马屁的水平不如别人高，或者遇到猪队友，往往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甚至有时还会搭上性命。
低调的冯道73岁无疾而终，而高调的解缙却只活了47岁，且是“非正常死亡”。这是一条奇怪的逆淘游戏规则。拍马者也优汰劣胜。
解缙，一个明代奇才，一步步变成“高端马屁精”，但这位有才的马屁精，最后却还是被拍马无术的同僚“忌才”而死。
朝堂上低调或高调的官员，与忠奸无关，不是低调的官员就是奸，高调的官员就是忠。在评价解缙这个人时，所谓“忠奸”及“名节”是个伪命题，在他身上根本不存在。后人有赞解缙：刚直不阿，嫉恶如仇;对国家忠心耿耿，视个人生死于度外。这种高度评价，倘若解学士在天有灵，听了也定汗颜。建文之难中，这位奇才临阵脱逃、改换门庭的表现，实在配不上“名节”二字。
所以，这里我们就事论事，不谈品质，只谈“才气”与“调门”之关系。
就才而言，当时明朝初期三任皇帝的朝堂上，解缙之才首屈一指。否则，就不会有解缙版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出炉。当然，这个“才”主要指文才，并非治国安邦的经天纬地之才。然而，即便是文才，当时朝堂之上也没几个拿得出手的，在奴才与马屁精的群体中，才华横溢高调出击的解缙还是相当突出的。
按庸俗政治学分析，解缙之死，一点也不冤。谁让你摆不正位置，参与皇帝继承人的斗争中?你自鸣得意的“好圣孙”、“启争也不可”之语，公开支持皇帝大儿子贬斥皇帝偏爱的二儿子，在暴君朱棣眼里，已经严重越位，预定死期。
虽说解缙是越位而死，可是死得也有冤屈——他不是主动越位，上赶找朱棣掺乎皇位继承人这件事，而恰恰是朱棣主动找解缙“征求意见”。
领导找你“征求意见”，其实是希望你“没意见”，这就是中国历史朝堂上的毁人游戏。
高调的才子太把皇帝的“仿真状”当真了，于是乎“善称之不容口”、“无顾忌”。他哪里晓得那只是“表面姿态”。才子高调发言是为了表现才，但是，朝堂上，有时却需要你装聋作哑，只需要奴不需要才。
在领悟领导的实际需要上，解缙远不如前辈冯道聪明。五朝元老、不倒翁冯道虽庸才碌碌，但定位很准，调门很低，他把自己定位为“大勤务兵”，老奴不谈主子范畴的事，所以苟全性命七十余载。
高调的解缙所恃之物，无非二者。一者才，二者宠。他因才受宠，因“调”失宠。在主人眼里，你首先是奴，然后方是才。你把奴才这两个字的位置掉了个个，就会遭到主人的厌恶和抛弃。在奴才与主人之间，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只有受宠若昏的奴才，才会把什么“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的鬼话当真。
本文不为马屁精叫屈而为才子鸣冤。解缙并非在官场上一窍不通的书生，他的拍马之术也是出了名的，靠拍马诗词赢得朱元璋朱棣这一对暴君父子的欣赏，能说他是不识时务吗?但问题就在这里，一个才子把大把时间和精力才华用在在拍马屁上，还是免不了杀身之祸，这是为什么?因为在真正涉及国家大事和未来政权继承的问题上，你若表现了不应有的才华和独到见解，也终将被主子不容所毁灭。
直接导致解缙落马的有两件事，这两件事，都跟解缙的高调作风有关。
一是“泄禁中语”。即将国家机密大事随便说给别人。二是“廷试读卷不公”。就是说解缙主持两次会试，判卷不公，选拔的状元榜眼探花，都是本乡本土的江西人。这两件严重政治过失，都是解缙的政敌——他所冒犯的“太子漏子”朱高煦举报的。
依解缙的高调放旷的行事风格，谨慎二字不在他的字典中，这两件举报未必空穴来风。只不过政敌要夸大其词，借题发挥。关键是朱棣的态度，他不是个没主见的皇帝，为什么听信了“谗言”呢?须知，在暴君眼里，任何人不是他的宠物，就是他的棍子，当他对骄傲的宠物已经厌烦时，那么就要用棍子打打宠物的威风了。
朱棣采信解缙政敌的举报，不排除是对高调的才子“杀威”考虑。
然而这两件事即便属实也是过错不属罪行，朱棣只能将解缙降职使用。但对才子嫉恨何止一个“太子漏子”，解缙口无遮拦，得罪的同僚多矣，“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是解缙对官场那些用庸才的著名挖苦和讽刺。对同僚大臣十有八九，他如实品评。说某人诞而附势，虽有才而行不端;某人可算君子，却短于才华;某人有德望，但不疏远小人。然而这些被他藐视的人，恰恰是一二品大员。他们听到解缙的评论，怎能不反感甚至嫉恨?
此刻，没有一人伸出援手，而纷纷落井下石。在才子没有受宠的时候，这些同僚敢怒不敢言，而在才子失宠的时候，就都变成了一把把利器。解缙的路越来越窄了。
然而，由中央大员变为地位官员(大学士谪“广西布政司参议”)的解缙，对日后重新启用仍抱有幻想。于是，“不思悔改”的依逞高调，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最后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当朝皇帝朱棣命他进京汇报工作，他到京时朱棣却出去远征漠北不在京城，被晾久了许久的解缙“临场发挥”，就直接去了太子府邸，朝见正在留守监国的皇太子朱高炽汇报工作。
按照“组织程序”，一般大员这样做也无可厚非。然而，一个因参与皇帝家事而失宠的非常官员，这种事，于公可以，于私则是犯了大忌。他忘了其实唯一的领导应该是当朝皇帝，而非明天的皇帝——太子。
老领导最忌讳喜新厌旧的属下，投靠新领导的人在老领导眼里罪不容诛。正好“太子漏子”朱高煦一直盯着政敌呢，于是“私觐太子”、“无人臣礼”便成为才子的死罪，朱棣把解缙扔进大牢那一刻，已经厌烦昔日宠物到了极点。最后查房时对牢头说出那句“缙犹在耶”的暗语，宣判了才子的死刑——才子被牢头灌醉，受冻而死。
后世在解缙之死这件惨案上，指责陷害才子的一系列小人。其实，真正要杀且能杀解缙者，唯明成祖朱棣一人。没有他的暗示，谁敢动这位昔日恃才放旷者一根汗毛?而朱棣之所以要杀解缙，首先是他极为不满降不下重心的高调奴才，最重要的，是不想看到，自己百年之后，这个才子被大儿子启用重受新欢的得意。
在杀害才子的朱棣眼里，所谓才子只配做做拍马诗歌，顶多编编书斋里的玩意，对才子的宠爱，与倡优何异?
大明才子解缙自命不凡，不了解自己在主子心中的地位与真实处境。他就一个“三陪文人”的角色，他的才艺表演已被严格限制范围：歌功颂德，插科打诨。倡优能干的，他可以干;国家权臣能干的，他绝对不可以干。
在解缙遇害的时候，太子朱高炽在干什么?袖手旁观!纵然你拼命挺他，但他为避免引火烧身，还是选择了隔岸观火。朱高炽是一位仁君(明仁宗)，可仁君最大的问题是仁慈背后的软弱。他会为了才子牺牲自己吗，不，哪怕是损伤自己的一根毫毛，他也不愿意。因为在任何君主的心目中，金身与奴身不可比。
解缙死后十年，他所力挺的朱高炽终于熬成了皇帝，解缙一案“平反昭雪”。然而对一个已经“冻死十年”的才子而言，还有什么意义呢?解缙不能复生，高调的才子在朝堂上依然重复着被毁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