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是怎么回事，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爆发的？
土木堡之变，又称土木堡战役、土木之变，发生于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9月1日)第四次明英宗北伐时，明朝在土木堡被瓦剌击败，明英宗被俘虏，明军伤亡过半，阵亡三分之一，余者溃散。它是明朝中央军队第一次发生的一场失败战役，接下来历史资料网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正统十四年，瓦剌太师也先侵犯他人领地，明英宗亲率大军出征，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因后勤不续退至土木堡时，明英宗朱祁镇被也先军队俘获。
历史背景
明蒙关系
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明朝伟大的永乐皇帝所贯彻的政策，即为了打倒忽必烈家族而扶持年轻的发展中的卫拉特势力，是在他死后才见效的。”
但明宣宗放弃战略机遇，“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相反宣德时期的脱欢对明宣宗非常恭顺，瓦剌使臣可以在甘宁等处久住，习知中国虚实。导致洪熙初年脱欢杀贤义王，宣德五年脱欢密遣麦克零部落迎脱脱不花，同年联姻忠顺王，宣德八年脱脱不花被脱欢立为大汗，宣德九年脱欢携带脱脱不花袭杀阿鲁台，仁宣都没有及时干预与警惕。脱欢以脱脱不花汗的名义统一安乐王、贤义王及和宁王所部，逐渐侵蚀明朝边界。脱欢—也先父子都十分重视与明廷官员的朝贡往来，随着蒙古内部的相对稳定，明蒙朝贡体制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
明廷对于蒙古使团始终本着“薄来厚往”的政策。首先，赏赐物品价值要远远超出贡品的价值。一般明廷对来朝者按其人数及地位给赏。如赐王或太师一人十五表里，其妻每口八表里，一等头目八表里，二等六表里，三等五表里，四等四表里，外有加赐。蒙古使团返程时，明廷也会以礼相送，启程前享用朝廷的赐宴，回程一路差官伴送，沿途备办饭食，凡所经过，茶饭管待。很多蒙古使团为了得到更的赏赐，成倍的扩大使团人数。明廷依然按例给赏。明廷对蒙古使团人数不加限制，凡来朝者必有赏赐，这对某些蒙古头目的贪欲是一种刺激，也为后来也先使团谎报人数埋下伏笔。
正统四年(1439年)，脱欢后，其子也先继位后，不仅漠南诸部全被征服，且东胁朝鲜，西略哈密，草原大半，尽为其所制。也先每年冬遣人贡马于明。起初所遣使者不过五十人，后贪朝廷厚赏，岁增至二千余人，并屡屡索要贵重难得之物。稍不遂，即制造事端，明廷所赐财物，不得不岁有所增。明英宗君臣志在重新振兴。朱祁镇在正统三年、正统六年、正统九年、正统十四年所发动的四次大规模北伐。在第四次北伐中明英宗因情报系统失灵战败被俘。
兵备废驰
自明成祖北伐之后，明朝的北部边防趋于平稳，明宣宗巡逻并缩边无意北征，而瓦剌忙着统一诸部也已无重大的军事冲突，对于瓦剌鞑靼探马的侵犯，仁宣也是能忍即忍，宣德初年清平伯吴成等守兴和卫，日事田猎，而忽守备。虏伺其出乘虗入城，掠其妻孥以去。到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英宗亲征之前，明英宗北伐针对北方的大规模用兵也不过三四次而已。
仁宣长时间的缩边，带来的最直观后果，便是边境兵备废弛。王毓铨先生在《明代的屯田》一文中列举了许多屯田失额的原因，例如达官权贵的占夺欺隐盗卖、田土的抛荒、水土流失等等，并认为“造成军屯土地丧失的事实虽然有好多项，其中最主要的应该就是屯田的欺隐和占夺”。在分析明代流民时已有所提及。这些兼并的权门，多是在当地军镇镇守的高级武将。而军屯破坏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屯垦的士兵被其他各种差役所占，无暇耕种，导致田土抛荒，子粒无收。如宣德八年年末，山东巡按张聪至辽东巡视回后发现，130人的军额只剩下了老弱5人，缺额率高达96%。领军军官却只能以一句“俱有差遣”支吾了事，实在是令人无奈。而连山海关这样重要关卡，都只有五六人驻守，便可知道，当时整个辽东私役之风有多么严重了。其二，随着屯田、军士的双双失额，另一样急剧下降的就是将领的素质。太祖成祖皆以武功起家，手下名将济济，但宣德之后不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将领们便逐渐腐败疲软起来。上文已涉及到将领们兼并土地、私役士卒、贪污克扣等恶行，而在这种贪污腐化的风气带动下，军队的战斗力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外的将官贪污残暴，在内的将官玩暍疲软，整个风气十分颓唐。
而在永乐年间对于洪武以及靖难勋贵的子弟，朱棣会严格加以考核有没有世袭的能力，以保持战斗力：我皇祖于军职。虽行世袭之制。实寓考选之典。故后之有功者。可以升授。而不才者可以汰减。万世不易之法也……永乐六年下令：比试一次不中者、发开平;再试不中者发交趾;三试不中者烟瘴地面俱充军、别选子弟袭职永乐十年复旧制：再比不中，仍令食半俸，优一次比试矣三试不中者，发充军。所谓演戏上要脸，战场上要命，至正统时，侯伯勋贵26人，18人乃从英宗亲征之人。其中从未上过战场的为15人，已超过了一半，死于此役的共14人，其中未上过战场的为8人，可见这一支亲征的队伍，军事素质有多么薄弱。分析这两类人员的组成，上过战场、威名赫赫的，如英国公张辅，已是多年未碰弓马的老人。而在外带兵多年的，如陈怀、王贵、顾兴祖之流，却又是兼并土地、私役军士、贪婪无行的兵油子，一打起仗来便庸庸碌碌，一窍不通。而未上过战场的，多半是“勋二代”、“勋三代”，比如袭爵不过几年的襄城伯李珍、修武伯沈荣、遂安伯陈埙等人。他们年轻气盛，仗着祖荫掌管五府事务，顶着侯、伯、都督的光环，其实毫无军事素质可言。
他们在《实录》中留下的痕迹，不是“偷惰不奉诏习骑射”，就是“不朝”。早在正统四年，御史陈智便抨击这些人“逢迎赌博之相师，醉醲饱鲜之是尚，忽军旅之事而不修，玩祖父之功而不恤。万一有警，岂能运筹策奋，威武为朝廷建功立业乎”可谓一语中的。爬索实录中北方各镇镇守的表现，军事素质低下、能力平庸、生活腐化、擅阉幼童、军纪涣散、谎报大捷、杀良冒功、士气颓靡、擅自割地等等。其中可以充分展现出明军的特征：主帅号令不一、心胸狭窄、应变无能，军风怯懦颓怠、军纪涣散，私心自用。开国不过五六十年，军队已涣散到这种程度，可见衰败之速。杨洪上司是以贪婪懦弱出名的都督佥事李谦。此人素来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做人准则，每当杨洪准备派人出塞作战时，李谦就在旁边冷笑着说：“敌可尽乎，徒杀吾人耳。”以奋六世余烈及明清帝国比较衡量，明太祖北征、清太祖北征;建文新政、清太宗北伐;明成祖北伐、清世祖北伐;朱高炽戏事、清圣祖北伐;明宣宗朱瞻基相当处于清世宗平定和硕特部之战的阶段，但朱高炽及“好圣孙”并没有较为出彩的表现。而后的明英宗北伐相当于清朝康熙、雍正放弃北疆后，乾隆直接发动平定准噶尔部之战。
高层内应
也先通过在明朝居住的瓦剌使臣及明庭内部高中低层内奸，大明边防虚实动静皆已知晓，进攻时间节点选的非常合适。其中就有达官赛因不花、四朝元老御监郭敬的家人把伯、义州卫军士王文、李让、施带儿、喜宁、王喜、小田儿、加失领真、大同指挥李让幼女为也先弟大同王儿妇，也先许以知院，又密受也先赏马四匹，被虏妇女二口。将各城指挥姓名尽报与也先。跛儿干，本归降蒙古人，任御马监少监。明庭给事宫禁数十年，及土木之败即助虏反攻射内使黎定，既又为虏使来有所需索，明朝命执而诛之。正统十四年十月二日御马监少监跛儿干伏诛。
根据《历代符牌图录》记载，南西伯利亚出土的腰牌属于明朝的御马监。御马监是统领禁军的，是属于武职，由于御马监十分重要，其腰牌也十分重要，无腰牌者一律重罪，擅自把腰牌借给别人者借者和借予者同罪，所以明朝内部出现了内奸。
《明英宗实录》：“跛儿干及土木之败，即助虏反攻，射内使黎定。”
《北使录》记载:“也先人马四围，大战，大军倒戈，自相蹂践。”这两条记载明确表示了当时明军的确有大军叛乱，前者更是点名跛儿干发动了叛乱。跛儿干可是御马监的人，这也是为什么瓦剌每次都能洞悉明军的去向，且为什么大军一触即溃的原因。锦衣卫聂忠也奏言，正统“十四年太上皇帝亲征胡寇，回至土木，起营之时，忽南坡有明盔、明甲人马来迎，疑是勇士。哨马不为设备，遂至败军陷驾。”也先又重金贿赂明英宗的翻译官员马云、马青，探听明廷的虚实，提出与明廷皇室通婚的要求，因为也先欲与黄金家族比高，所以想为儿子求娶明朝公主夸耀蒙古群雄之中，明朝达官千户马云(这人在明史研究中极重要，曾任明英宗下西洋和番指挥、撒马儿罕公使)、马青、吴良等私下许诺，并说还要送也先美女。但因明朝重开大宋天的意识形态的关系，明朝翻译官马云、马青事后未敢将此事奏报明廷。后也先贡使至称：“此聘礼也(供马为迎娶明朝公主聘礼)，”明廷答复：“诏无许姻意(没有许婚这回事)”。也先以为通婚成功，方才遣使贡马作为聘礼，结果大失颜面。事后也先以明朝刁难贡使并撕毁婚约及随意克减岁赐为由，集结军队出兵大举进攻明朝边境，对内则称要明朝予他大都。对于使臣们这种首鼠两端之行,于谦的结论最为有力。他说:……差去使臣,止知贪利以肥家,不思屈节而辱国,于敌情之虚实,略不以闻,礼义之大节,全不暇顾。及回还复命,又复架捏虚词,夸大张皇,肆为欺罔。甚至透漏消息,而阴结虏人,妄报根脚,而希求升赏,以致外番放肆,有轻中国之心,边境不宁,酿成今日之祸。
明军走私
仁宣朝的治边策略既班固所批评的治边观念。“缙绅之儒守和亲，介胄之士言征供。征伐则民力竭，和亲则国威丧，于是有“守四夷羁縻不绝，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乾隆认为此言“兴臭然”羁縻之道，清朝强调恩威并施，抚剿并重，宣德五年前，蒙古各部陆续南下紧贴明堡居住，边将奏报力主严剿，远离边地的明宣宗认为本无漠北问题，纯属有心者煽动与边臣挑衅。“尔但宜慎边备，固城池，彼不犯边，毋擅以兵逼之，果来降，亦察其实，俾之入境，或近边居止，或打围，或往北行，听其所之”宣德八年，海西女真不断受到兀良哈等蒙军的侵扰故向辽东都司求救，明宣宗亦以“彼来扰(辽东)则御之，不扰亦勿侮之”。宣宗的决策给明蒙双方造成很大影响，彼时明军军力尚处于强盛时期，蒙古自思不能力敌既以使臣名义遣间谍长居明边，招揽明将，避免直接与明军发生冲突，专重蚕食东胜，开平，大宁旧地，以脱脱不花的名义安稳蒙古各部，镇抚关西七卫、女真卫所;而明军麾下女真卫所、蒙古降人、汉人将领发现既然无法同洪武永乐时代那样依靠对抗蒙军升官，保境，只能选择与蒙军合作发财，以求静边。因正统朝明军开始勤于边务才得以发现仁宣朝各处边防漏洞，正统十年十一月庚寅，明英宗朱祁镇接到报告说来朝贡的瓦剌使臣随行物品中携带了大量盔甲兵器弓箭铳炮，经过调查发现是大同、宣府等地走私商出售。鉴于此时明朝还在严格管控火器制造技术于两京，能合法制造火器的边地卫所少之又少，显然走私商跟明军脱不了关系。于是朱祁镇给当时大同总兵武进伯朱冕和宣府总兵等将官下了一道敕令，让他们今后严厉打击走私行为，若再有发生严惩不贷。正统十年十一月庚寅,明英宗朱祁镇敕大同、宣府总兵等官,武进伯朱冕等曰：“瓦剌使臣多带兵甲、弓矢、铜铳诸物，询其所由,皆大同、宣府一路贪利之徒(明朝对火器有极严格的产地要求及管理规定，明英宗所指贪利之徒是谁不言自明，既郭敬等人)私与交易者。尔等受朕委任，防闲弛慢，自今其严加禁约，若仍前弛慢，罪亦不宥。”
重译情报
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驾崩，皇太子朱祁镇即位，即明英宗。随着“一夫跳梁”“文宗罪人”的三杨去世，三杨歌功颂德，粉饰现实的弊端开始突显，“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经过明宣宗巡逻的罢边主和的政策施行，导致了明军异域情报功能的失灵。明军从此没有了洪武永乐两朝捕获精准的有源头的异域情报数据的能力，在只有垃圾信息的情况中却要强行分析时势，结果只能是双方接战时战败。当时明英宗集团按照收到的情报分析推演，理论上明朝军队前方的预定水源地作为长城以内的地区是不应该存在敌人的骑兵，整个部队是一个倒梯形阵形，目的是防备后面也先率领的瓦剌军追上来攻击背后，明英宗集团谁能想到，锦衣卫和哨探竟然都没有捕捉到前面(也就是归途的大门口上)居然有阿剌知院3万(一说两万)瓦剌军已经按口袋阵蹲守伏击至少半个月。搞明白瓦剌军不是背后一支，而是前后两只，土木堡之变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长期史书上都不提伏击的那阿剌知院2，3万瓦剌伏马。
明廷南略
当时明廷的主要视线在南方麓川、民变及再下南洋，期间骚动南方诸省每省不下数十万人。朱祁镇在正统三年(亦集乃之战)、正统六年(丰州之战)、正统九年(以克列苏之战)所发动的三次大规模北伐的主将，除了杨、石等人外大多投入南征队伍之中。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冬天，也先攻打兀良哈，派遣使臣抵达明朝边镇大同乞粮，并且请求会见守备太监郭敬。朱祁镇敕令郭敬不要接见也先，也不要给他粮食。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也先再次致书明朝宣府守将杨洪。杨洪奏报朝廷之后，朱祁镇要他礼遇瓦剌使臣。面对瓦剌的蠢蠢欲动，明朝北方的祸乱已近在眼前，但是英宗君臣视而不见。正统十三年(1448年)三月，思机发再次掠夺孟养，明朝屡次谕令仍不从。英宗复命靖远伯王骥提督军务，都督宫聚为总兵，张軏、田礼为左右副总兵，方瑛、张锐为左右参将，率南京、云南、湖广、四川、贵州土汉军十三万讨伐麓川。明朝征伐麓川，明朝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连年征战，战争因将领腐化、统军失律造成了明军重大的人员伤亡，明英宗欲给麓川致命一击时，又起民变，征麓川大军只得调离麓川转去内地平乱，麓川仍未彻底平息叛乱，最终以盟约形式结束;郭琰的下番海船造完后沿海亦出现大规模民变，后因张昭反对再下西洋逐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