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教起义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白莲教起义是指中国清朝嘉庆年间爆发于四川、陕西、河南和湖北边境地区的白莲教徒武装反抗清政府的事件。从嘉庆元年（1796年）到嘉庆九年（1804年），历时九载，是清代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白莲教起义虽然被镇压，但是白莲教起义成为清朝政府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清朝时期，四川、湖北、陕西三省交界处，到处是崇山峻岭，清朝政府在这些地方的统治较其他地方而言比较薄弱，这个地方逐渐成为流民聚集的地方。乾隆时期，官僚地主通过各种手段巧取豪夺，全国的土地可以说已经高度集中在这些人的手里。大量失去土地的流民们只好来到这些地方开山种田，艰难度日。而白蓬教作为民间一个历史悠久的秘密组织，提倡互帮互助，特别是“穿衣吃饭不分你我”，慢慢的在这些地方受到欢迎，迅速发展起来。
清朝政府始终将白莲教这类秘密组织视为邪教，不允许这类组织发展，一经发现就予以血腥镇压。乾隆皇帝在执政的最后那几年，清朝政府对白莲教进行了规模空前的镇压，大肆捕杀白莲教的教徒，最终导致了白莲教进行了大规模的起义。嘉庆元年（1796年），白莲教起义达到顶峰，张正漠、聂人杰等人率教徒首先在湖北荆州地区举起义旗，全国各地的教徒一呼百应。四川、河南、甘肃等地的教徒也纷纷追随，举起义旗。
嘉庆元年（1796年）二月，王聪儿在襄阳城因丈夫被杀发动暴动；十月，四川徐天德率领白莲教徒起事；陕西冯得仕紧接着也发动了起义。他们统一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号召全国各地教徒高举义旗，反对清朝统治。一些流民、贫民受到各地的教徒的宣传，纷纷加入到了起义的队伍里，起义军的声势越来越大。嘉庆皇帝这才真正害怕了，连忙命令全国各地的总督和巡抚，要求他们对义军进行镇压，大力剿匪，围追堵截起义军。
在襄阳发动暴动的首领王聪儿，原本只是江湖上的一个艺人，和母亲相依为命。母子二人流落到襄阳城时受白莲教徒的宣传，这才加入白莲教。加入白莲教后，王聪儿嫁给当时白莲教襄阳地区总教师齐林为妻。齐林本来定在正月十五率教徒起事，结果因走漏了风声被清政府杀害。王聪儿对清朝政府大为不满，继承了丈夫的遗志，召集襄阳城及周边的白莲教教徒聚集，发动襄阳暴动，公然反抗清政府的统治。
王聪儿带领的起义军由于纪律严明，所以深得民心，许多贫民纷纷要求加入义军，她的队伍因此得以壮大，很快就发展到四五万人的规模，成为各地白莲教起义军中对抗清朝军队最主要的力量。襄阳的起义军在王聪儿的带领下，在汉水以东流动作战，没有固定的地方。或东西南北不定、或数月没有踪影，或天天出没于清朝军队的阵营外，有的时候化整为零大打游击战，有的时候又集合大队人马对清朝军队进行伏击。
清朝军队和王聪儿的义军没交手几次，就被弄得晕头转向，但有找不到剿灭义军的法子，只能跟在义军的屁股后面跑，疲于应付。嘉庆二年（1797年），王聪儿兵分三路将自己对抗清朝政府的阵地逐渐转向了四川，在四川的东乡与徐天德率领的起义军会师，会师之后起义军统一编号，设立分号。看似起义军的实力因会师而大增，只可惜这样的会师只是形式上的会师，起义军并没有进行统一管理，统一号令，没有融合成为一个集体，各路义军仍然各自为战。
后来，从襄阳出来的起义军在王聪儿的带领下，转战于陕西、湖北、河南等地，继续与清朝政府对抗。嘉庆三年（1798年）三月，清朝政府得到消息称王聪儿将率领起义军进入湖北地界。清朝政府在湖北设下埋伏，王聪儿进入湖北地界后，在山岔河被埋伏在那的清军团团包围。王聪儿临危不惧，沉着应战，指挥大军进行突围，无奈清军人数众多，难以成功突围，起义军就这样被逼的一路撤退到了茅山山顶，而清军紧接着密密麻麻地从山脚下追了上来。
前为清军，后为悬崖，而此时王聪儿率领的起义军经过大小数场恶战后，元气大伤，仅剩下十几个人，突围彻底无望，为避免落入清军之手，王聪儿和手下十几位教徒毅然跳入深谷，壮烈而死。当时王聪儿年仅22岁，王聪儿死后，其余各地的起义军并没有因王聪儿的死而投降，仍然坚持着与清朝政府进行斗争，力图推翻清朝的统治。
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皇帝颙琰亲政，从那之后，清朝政府对镇压白莲教的方法采取了“坚壁清野”与“剿抚兼施”的策略，就是让百姓自己修筑碉堡，起义军来了再把百姓赶进去。这样就让起义军找不到老百姓，难以宣传他们互帮互助，“穿衣吃饭不分你我”的教义，彻底断绝了起义军的粮草供应。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缺少了百姓的支持，此时的起义军已经没有了粮草来源，流动作战的优势再也发挥不不出来了。
之后，起义军中不少教徒纷纷离开，返回家乡，不但自己人数骤减，又有数倍于自己的清军追截，形势越来越严峻，起义军不得不深入老林中与清军继续作战。到了嘉庆九年（1804年）九月，起义军彻底被清军剿灭，白莲教起义宣告失败。白莲教起义从嘉庆元年（1796年）到嘉庆九年（1804年），历时9年，波及四川，湖北、河南、陕西，甘肃等地，转战了大半个中国，历时长、人数多，可以说是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起义。
清朝政府为了镇压这次起义，损失惨重，不仅耗费相当于大清朝4年财政总收入的白银2亿两，更是损失了一品、二品大员20余人。白莲教起义也成为清朝政府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白莲教起义为什么会失败？
没有明确政治纲领
川楚陕五省白莲教乱从性质上来说是一次披着宗教外衣的农民阶级领导的起义，“所谓宗教战争也根本是为着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都是阶级斗争。”从本质上讲，白莲教乱仍然是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
教乱军主要由破产农民、失业工人、流民、棚民及雇工组成，教乱军的领导阶级实际上是分散经营的小生产者，他们思想意识保守、狭隘，与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一样，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白莲教的领导阶层仍然不可能提出彻底解放他们的政治纲领。白莲教乱前川楚陕社会这种特殊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了参加起义的阶层的阶级性质，从而制约了白莲教乱不可能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
白莲教乱军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仅为解决生活问题，没有远大的目标，也提不出进一步的政治纲领，而这种没有革命远景的单纯军事行动，不可能经常鼓舞群众的斗志，以号召农民来反抗统治阶级。
劳动人民跟着白莲教起来反抗清朝统治者的剥削与压迫只是暂时的现象，白莲教乱军很难取得广大人民群众长期的支持与清军进行长期的斗争。阶级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去夺取封建政治重心的城市，更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来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
流寇主义风气
游击战争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反抗统治阶级的主要斗争形式，但如果仅仅停留在游击战争上，不把大小队伍汇合壮大进行集中统一的斗争，是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的。白莲教乱军多由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城市无产游民及农场雇工组成，中途更有大量流民加入，他们都受到官僚、地主及手工业场主的剥削及压迫，生活朝不保夕、漂泊不定，经济地位很不稳定。
加入教乱军之后，自然会把原来的经济生活习惯及所带有的意识带进乱军的队伍，这种社会根源导致了白莲教乱军在整个起义过程中都采取了流寇主义的作战方式。
例如白莲教乱初期，襄阳教乱军从嘉庆二年（1797年）正月到同年十二月，在一年的时间内，两次进入陕西，两次进入四川，绕三省边界转了半个圈子，行程几千公里。白莲教乱军在汉水川楚陕南巴老林地区穿来穿去进行东荡西游的游击战，也没有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进行统一的战争。
在白莲教乱初期，义军的力量不够强大，这种“东荡西游”的游击战无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机械呆板的运用势必导致教乱军最后的失败。对白莲教乱军这种流寇式作战方式，清政府应付阙如，采取了坚壁清野、筑堡团练的政策。白莲教始终处于清政府军队的追剿下。清政府“坚壁清野”的政策，切断了乱军与当地人民群众的联系，使白莲教乱军的粮食和兵员得不到补充，教乱军受到重大打击，军事行动难以为继，最终导致了教乱军的失败。
内部宗派主义
白莲教乱军本身是一个个狭隘的小集团组成，它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为一个社会特定的阶层或特定的集团利益服务。它几乎吸收了各个阶层的人物，由于各自利益不一致，在反对清政府封建剥削和阶级压迫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有所分化，必然会产生宗派主义。在清政府招抚政策宣传之后，很多已加入白莲教义军的下层群众开始动摇。清政府的这些政策，使得“困极思安”、“久劳思息”的白莲教乱军纷纷乞降、投诚，出现了“贼伙自行投诚及难民由贼营逃出者络绎不绝”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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