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的“武丁中兴”是如何进行的？
笔者分两点答述此问。
一、何谓“武丁中兴”？
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文字记载的王朝。与夏、周并称为中国上古“三代”，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相当重要地位。
商王朝从商汤开始，到商纣灭亡，共传17代31任王。在近六百年的历史中，以第20任商王盘庚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亦有分为早中晚三期的，此略)
在近300年的商朝前期，国势起伏，曾一度衰落。
商王朝自成汤灭夏建商，政权稳定，国势日盛。故《诗商颂殷武》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然成汤在位仅12年，其后，国势渐颓，后经外丙、仲壬两代商王短暂执政，至第四任商王太甲时，在元老重臣伊尹辅助下，商王朝又才呈现出清明气象。
太甲死，其子沃丁继，其后又历经太庚、小甲、雍、太戊四王，直至第9任商王太戊执政期，商朝再度兴盛，出现了继成汤之后最好的政治局面，故商人称太戊为“中宗”。
然而，商朝自第十任商王仲丁后，因两种王位继承制(“父子相传”和“兄终弟及”)的混用，造成王位继承的混乱纷争，加之屡次迁都，使商王朝国势中衰、诸侯离叛。
这一动乱延续近百年，历经仲丁、外壬、河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九王，故名“九世之乱”，直到盘庚迁殷后，才最终结束。
大约公元前1300年，第20任商王盘庚即位，坚决迁都到殷(河南安阳)，并整顿商朝政治，发展经济，才使衰落的商王朝出现复兴局面。
所以，盘庚迁殷，在商朝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不仅商朝都城从此永久固定在殷城，而且对商朝后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很大的推动和发展作用，也为后来的“武丁中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盘庚之后，经小辛、小乙两任商王后，到第23任商王武丁即位，商王朝遂日趋鼎盛。
商王武丁(?∽前1192)，乃盘庚之侄，小乙之子，庙号高宗。
武丁在位59年时期，勤于政事，任用刑徒出身的傅说yuè及甘盘、祖己等贤人辅政，励精图治，使商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空前发展，
并至极盛，史称“武丁盛世”，又称“武丁中兴”，武丁也被称作“中兴之王”。
二、“武丁中兴”采取的举措
武丁在位近60年，在傅说等人辅佐下，对内惟才是举，政治清明，百姓富庶，国力强盛；对外，灭躬方，亡土方，平西羌，定荆襄，扩疆数千里，很快将商王朝推进到极盛时期，具体措施主要表现在如下诸方面
首先，对内任贤用能
武丁少时，父王小乙便把他放到民间，与民众们一起劳作，这不仅锻炼了武丁，还访得了一批才人为己所用。故其即位后，为使国家复兴，敢于选贤用能，首先最为突出的是，尊贤人甘盘为师，举罪犯傅说为相，让祖己等大臣相辅佐，然后整顿内政，发展生产，强化军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而开创了“天下咸欢，商道复兴”的大局面。
其次，对外征伐，开疆拓土
武丁中兴，还通过对土方、x方和羌人等方国部落的一系列战争，既消除边患，有利于边疆的开拓和发展，还通过战争掠夺了大量财物和奴隶，从而又促进了商代奴隶制社会经济的前所未有的发展。
武丁即位后，商朝周边有不少强大部族，如南面的虎方，东面的夷方，北面的鬼方，西面的羌方等，对商朝的威胁很大，有的甚至一度侵入到商的王畿地区。因此武丁动员了大量的军队，向这些部族发动进攻，出动的兵力少者数千，多者数万，最多的一次竟然出动了十多万人。有时战争旷日持久，比如对鬼方的战争打了3年，方才获胜。
据ト辞的记载，甚至武丁的妃子妇好也亲率军队征伐羌方。此外，还有龙方、黎、亘、印方、人方、土方、马方、危方等许多小方国，都被商朝一一征服。
这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使商朝的疆域大大地扩展，北到河套，南达江淮，西及与周族接壤的渭洛地区，东到今山东半岛的东北部，从而使商朝发展成为一个空前强盛的帝国。
战争胜利强化了商朝的安全，获得了和平发展的时间，使百姓也能安居乐业。
对被征服的方国地域，商朝还直接封当地的首领为侯伯，仅甲骨文中记载的侯就达50余，伯近40，这些侯伯对商朝均有纳贡的义务，发生战争时有出兵协助作战的义务。
为了加强商朝与周边方国、部族的关系，除了封侯伯外，商朝还通过联烟的办法，来强化相互之间的关系。
第三，筑城驻军
为了巩固新征服的地域，武丁朝采取的另一个措施就是筑城驻军，类似的记载在卜辞中时有出现。商朝疆域的扩大，使得各地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加强了，同时还促进了一些边远地区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
故《孟子.公孙丑下》说：“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
这也说明武丁时期，商朝在天下诸侯中的威望达到了顶点，诸侯无不服从其令，无不各尽其义务。
武丁开创的这种鼎盛局面一直维持到其子祖甲在位期间。《尚书.无逸》说祖甲即位之后，知民众之疾苦，因而能够施惠于民众，不敢轻侮寡，社会继续维持了30多年的平稳局面。
第四，“武丁中兴”采取相应的制度举措
武丁在其相傅说的辅佐下，在强化王权的同时，也在理论和制度上，采取了集中权力的措施，据《尚书说命》记载，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强调“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义”的君臣秩序。
二是改革用人制度，加强商王对官员的任免权。“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建立任人唯能、任人唯贤的规则，力图改变盘庚所强调的“惟图任旧人共政“的用人模式，最终取得了对官吏的最终任免权。
这实际上是对旧贵族在任职特权上的否定，大大加强了商王选拔官员的自由度，对王权的加强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是改革祭祀制度，把神权掌握到商王手中。
商代前期，与王权对立的贵族依靠神权来威胁王权。而商代的神权又最主要表现为祭祀权。为此，武丁针对当时十分分散的祭祀权，提出：“黩予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通过坚决改革，牢牢控制住祭祀的主动权。
总而言之，武丁时期，在安内用贤之外，非常注重对外用兵，连年不断地对周边侵扰商朝的各方诸侯、方国，包括羌方、土方、人方、鬼方、虎方、荆楚等展开一系列的征讨。这在带来国家稳定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比较安定的生活空间。
但从另一方面看，连年不断的战争也同样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比如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等等。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武丁时期的大规模战争，为商朝几百年的基业也过早唱起了日暮时分的苍凉曲。
所以，“武丁中兴”既是商朝兴盛的顶点，也是由兴盛走向衰败的开始。